【新唐人2012年2月12日讯】【编者的话】北京大学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 共有589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五人在“文革”中被处死。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和化学系的张锡琨。 顾文选，男，浙江杭州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被称为北大才子。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并被判刑五年。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反革命犯”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执行枪绝，死时年仅36岁。 《我的遭遇》据传是作者口述，北京大学《广场》杂志编辑部整理的文章。1957年6月20日，发表于《广场》杂志（民主墙选辑）。
《我的遭遇》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回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恶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叮当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青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再不能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我今年才23岁，可是在我这短短的历程中，我已经遭受了殴打、监牢、镣铐的折磨。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五年，我二十一岁的那年。
我的成分是城市贫民。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半小学，十四岁时到一家私营被服厂学徒。十五岁——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以后一直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
一个从社会出来的青年人肯定说会有缺点的，像我这样，带着些个人主义，情绪易波动，计较一些待遇，有了成绩就会骄傲自满……，然而这不能抹杀我的一切；我和所有在解放初参加革命的正义的青年人一样，对革命充满了热情。我一九四九年十月就加入了青年团了，在工作中一贯尽力，曾两次立功，领有功劳奖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时常受到团的表扬。我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过分心直口快，以致得罪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开始肃反，先有浙江省委杨副宣传部长作动员报告，他说禁止用斗争的办法，谁有问题可以主动找领导交代。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的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我真是不胜惊讶：难道勇于向领导上提意见的人就应该背上“打击、污蔑”的罪名吗？我们机关里了有一位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协理员，喜欢教育别人，可是自己老犯那些他给别人指出来的毛病，比如他在大会上批评有些同志爱睡懒觉，他自己却时常睡到早饭后起床。我在团小组会上批评了他，并把这些事情写成文章。想不到这成了一条污蔑领导的材料。我反对用汇报的方法作思想工作，认为这和作情报无异；我反对晚上多开会，主张把这些业余时间用到自修上去；我看不起那些因善于拍马而得到提拔的人。我把我的不满告诉个别和我情感比较好的同志，结果这变成了“拉拢同志，组织小集团”。
有一个姓冯的和我同一寝室的家伙，本来什么都对我说，我也像亲兄弟那样对待他，他生病了，我尽力照顾他，关心他；他家里有困难，我就不作衣服，省下钱借给他。我还时常鼓励他利用业余时间求些学问。肃反中他给做政治工作的人拉过去了，以检举人的身份来斗争我，不惜以最卑鄙的手段捏造“材料”——因为这是好机会啊，“聪明的人”都会抓住它当作一个政治资本，当作一条向上爬的阶梯。我想用一点事实来说明这家伙的无耻，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某晚十点后，喷气式飞机还不断在城市上空飞行，吵得我睡不着觉，我随口说了一句：“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到郊区去飞，真是一点和平空气都没有！”这个姓冯的家伙“检举”我说“一江山岛解放时，他就一点和平空气都没有。”还说我关心他的病情和借钱给他是为了拉拢他。这家伙大大激怒了我，因为他侮辱了我纯洁的良心，损害了我的人格。那时我就想，世界上最卑鄙的也是人！像这种丧天害理的事，连狗都做不出来，可是这家伙竟完成了这个“壮举”。我想再交待一下，这个无耻的家伙，去年我考取北大后，有几个朋友来信告诉我说，他在上海出差时偷了别人的钱，结果被关起来了。这说明我为人太单纯，太忠厚，有眼无珠，以致上了坏人的当。也可见那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专家”，收买了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我一心想成为一个翻译家、作家，所以我苦练外文，还抽空练习写作。我写过一篇某农村干部进入城市后遗弃原妻的小说，另一篇是描写解放初期解放军剿匪的情形，可是竟闯了大祸，变成了文艺思想反动。那些斗争者说：“新社会没有黑暗，应当歌颂，你为什么揭露农村干部的事情？”残无人性的土匪当然不会欢呼“共产党万岁”，他们只希望这个政权早日灭亡。倾听这批斗争者说些什么：“你为什么在文章里骂共产党？”“我没有。”我十分惊异。“这上面不是说消灭共产党吗？”这真弄得我啼笑皆非。我说：“那是土匪头子说的呀！难道你想从他嘴里挖出‘共产党万岁’吗？”“可是文章是你写的，这上面明明有‘消灭共产党’这些字句，不是你骂共产党是什么？”他们一定要我承认文艺思想反动，光这个就斗了我一整天。我真可怜这些人的无知和嫌恶他们的不择手段的办法。
光这些就够了。我体会到，如果存心“整”你，什么东西都会变成材料。世界上什么都不值得怕，就怕蛮不讲理。
省宣传部长说不准“斗”，下面作的又是另一套。这算什么？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无缘无故被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拍着桌子骂成“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卑鄙无耻……”，能够令人容忍吗？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公民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也被糟蹋了，我不知道六亿人民通过的宪法究竟有什么用？
连续几天下来，八月二十五日晚（五五年）开团小组会，我已经被“斗争”得神经十分衰弱，已经喝了几天药水了，可是还得同这批“肃反勇士”聆教些什么“老实坦白”“承认错误”之类的高调。过九点了，还不散会，最后该轮到那个姓冯的家伙发言了。我真忍受不了，在光荣的青年团里竟有这样卑鄙的人，于是我退出会议，回到宿舍，那位叫做初富泰的副处长（这人一直一帆风顺，非常骄傲）立刻派人把我找去，以行政上的名义要我开会。会上，有些人大拍桌子，骂我反革命分子，要我站起来检讨。我当然不愿意。于是有些人四面围住我，拉我起来，把我推过来推过去，弄得我头昏眼花。我忍耐不住了，恰巧他们把我推到初富泰那边，我就一拍桌子责问他：“这算什么意思？”初富泰立刻跑出去，接着有人动手打我了。（我想初富泰一定暗示他们打，否则谁敢动手打呢）他们先从背后打，我回头一看，正好一个叫李宗黄的，我过去的同学在我背上打了一拳，跟着有人伸手打我的脸了，雨点般的拳头落到头上，我只好伸手隔开打到我面上来的拳头。立刻有人扭住我的手，把我拖翻在地板上，踢我，踩我。我在地板上翻过身老来，恰好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姓苗的家伙一脚踩在我的脸上。我被拉了起来，有人抓我的脚，想再把我扳倒，我只好踢开那些伸过来的手。当时协理员孙友栋、副处长周恒葆站在一旁不做声。一位叫俞友发的科长只是假惺惺地喊了几声：“不要打，不要打。”还有人用绳子鞭打我，直到现在我手臂上还留着一条长长的笞痕。脸上淌着血，手上、膝盖上都皮破血流。
那时我头脑清楚极了，我记起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种暴行，对，在“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里，在许多作家和共产党写的小说里。这是法西斯行为，是盖世太保的拿手把戏！我想不到在一向被称为光荣、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有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我不禁想呼：疯狗！法西斯！是党叫你们这样做的吗？（写到这里，热血又冲上我的脑子，老实说，那时我手里如果有一个能够毁灭一切的东西，我一定愿意和他们同归于尽）。
那批人看看下不了台，就用铐子将我紧紧反铐起来，紧到两手都麻木了。再用麻绳把我的脚捆起来，紧到绳子足以嵌进肉里。他们把我捆成一只猪一样扔在地上。初富泰等人立刻跑去打电话给所谓“五人小组”之一的公安局副局长易成柱，说我“打人”。易成柱也不了解情况，立即命令“逮捕”我。他们把我抬到楼下，放到三轮车上，当晚送到杭州市监狱（现改为浙江省第二监狱）。约十一时，到了监狱后，监狱也不向他们要任何手续，立刻给我换了一副紧的刚刚只能把手腕嵌进去的土铜铐；此外给我钉上一副生了銹的沉重的大脚镣。那时的情景怎样呢？灯光昏暗，四面是阴森森高耸的牢墙，看守员在手忙脚乱地“照顾”我。脚镣是要用铆钉铆起来的，当钉锤碰到脚镣时，那当当的凄厉的声音在寂静的黑夜中散布开来。铁锤猛捶一下，脚便在铁缭上猛地一震，可是我也不再感到疼痛了。我只是冷漠。我想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次我参加了打米店风潮，被一个伪保安士兵抓住了，他也只拦腰打了我一刺刀，可是今天，我却变成了一个死囚徒，满身创伤，还加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我还是冷漠，因为我看穿了我一向推崇的“民主”和“自由”。拖着沉重的脚铐和铁练，叮叮当当地，被一个哨兵带到囚狱中一个单身监室。
戴着手铐、脚镣，我没有办法睡下，只好坐着。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盯着面前的牢墙，想起了很多东西，可是没有敢想起那分别了十年的慈爱的母亲，我不时把她的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因为一想起她，我就会满眶泪水。哪一个母亲会忍心看着自己清白的儿子受着非人的折磨呢？一个人，他什么苦都可以忍受。侮辱他，损害他的人格，却使他终身难忘。我的自尊心受到这样的创伤，肉体上受到这样的折磨，做人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去死了好。只有死才能彻底的解除人的痛苦和怨恨。我决定绝食，用自杀来抗议这批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第二天早上我正式向看守员宣布绝食。当晚副监狱长江新发来找我，主要是叫我不要绝食，要我经得起“考验”。他问我打人了没有，我说没有，也不可能。他就问我回手了没有。回手？老实说，当时我恨不得吃了他们，最后他答应给我下一天开镣铐，答应叫人给我送些日用品来。
一直到第三天的下午，他们才把我的镣铐开掉了。我感到虽然还关在这间斗室里，可是已经是太好了。我想按一下胸，但一动就痛得要命。
他们之逮捕我，完全是违法的，因为第一，我是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上未撤职；第二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三十六小时内一直未提审我，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第三，我一个纯洁的青年，即（既）不犯罪也不破坏，为什么逮捕我？为什么私自对我施用刑具？请问杭州市公安局凭什么在宪法和逮捕条例公布之后还这样胡作非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任何时候都生效，难道肃反了，宪法就成了废物吗？
我再揭露一下那时的牢狱生活。本来听说牢狱里是吃大米饭的。在未绝食的那时，到有过两天像稀饭似的大米饭，后来就吃藕饭，一碗饭里绝大部分是大块的生硬的藕，很少看到大米。以后连大米都看不到了。干脆每餐都吃苞米青菜糊，有时稀得像清汤，一下子可以喝四大缸×，不久就肚子饿了。后来改成红薯×烧苞米糊，有时把地瓜红萝卜当午饭吃。本来说是每星期吃一次肉，后来将近两个月没有尝过一点肉味。有时苞米糊里没有菜，就分半小碗菜给你。油水少得可怜，只在碗边沾着一些。为了得些油水，不得不把它舔光。我身体本来不好，这样一来，身体会跨了。抵抗力越来越坏，脸上生起脓疮，背上被打出来的伤痕也久久不愈。现在我身上的伤痕犹在。每次洗澡时看到它，不免要××一下。
监房里蚊子多得要命。早上，那些用血把肚子涨得血红的蚊子停满了墙壁，只消用手去拍好了，弄得墙上血迹斑斑，以致引起看守员的禁止。臭虫大得惊人，因为太热，也爬在墙上，摇摇摆摆地真吓人。我还得忍受昆虫的折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带镣铐那几天，因环子紧，手腕破了，烂了，脚上也这样。
国民党政府的监牢允许犯人看书，有些目不识丁的犯人进去了，只要肯学，二、三年以后，就会学会很多东西。可是杭州市监狱却有一套特定的规则，犯人整天得笔直地坐着，不准靠墙，不准打瞌睡，一直到晚上九点钟睡觉为止。据说是可以叫犯人考虑坦白的问题，至于看书，连做梦都别想。
这种监牢制度，在现在文明的社会里，可说是绝无仅有，真残酷极了！我呢享受×些“优待”（×××）可以在屁股底下×一块×子，可以靠着墙，但看守员一不高兴，就享受不到了。后来经过数次要求，总算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和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像我××的“犯人”坐在监牢里读“论共产主义教育”真是绝大的讽刺。
这些都是实情，只会漏掉一些，不会一分虚假，可以调查。
我写了多少次报告，要求出狱，要求谈话，可是连一点信息都得不到。一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副处长周恒葆、协理员孙友栋才以领导者的名义，提我出监谈话。我被×××……但他们只说我我思想方法不对头，要我继续反省，认识错误。
每天我在墙上划一道，每五天就凑成一个“正”。每天我都在盼望出狱，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过铁窗，可以看见白云在飞。我××说出那时的心情，那时的滋味，我只是忧郁地望着那一小片青天和飞翔的白云，我想起了，“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决定要自杀，我在深夜撕下被单上吊，后来我想到我的一个姓聂的朋友，我就改变了主张。他是一个老干部，共产党员，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过，后来调江平分局任南×派出所所长。我和他接触了几年，知道他是个热情的，公正的人。可视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干部以审查他的名义，在一九五四年把他关在牢狱里。他不服气，整天吵着要自由，那批家伙就给他戴上镣铐。他受了刺激以后，神经错乱，终于上吊自杀。等到发×送到医院里，几个局长、副局长吓得轮流到医院去探望，还告诉医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钱都可以。结果人还是死了。这些人就在党内下了个含糊的通报，说他畏罪自杀，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顺便为我的朋友控诉，要求重新审查这个案件，追究责任！）。我之不再自杀，就是这个原因，否则获得一个畏罪自杀的名义，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不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虽然被这批家伙沾污了，终有一天，会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这批家伙们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但终有一天会首到正义的裁判。就这样，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那些狱卒的吆喝，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
等到12月初仍无动静，心焦的像火烧一样，随又逐渐产生一种仇恨，我决定等我自由了，我一定要报复。
十二月廿九日，由副处长周恒葆带我出狱。他既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也不向我解释这坐牢、镣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回到公安局一处之后，继续被软禁，通信要经过他们检查，同意。上街洗澡、买东西都要请假和被人监视着。四个多月的牢狱把我折磨的不像人，由于整天不见太阳（因为那里不放风），营养极其缺乏，人瘦得成皮包骨头，面色苍白得怕人，头发乱蓬蓬地像一顶帽子。因抵抗力弱，面上生着脓疮，人家都不认识我了，我自己照了照镜子，几乎晕过去！至今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妈和妹妹。谁都有亲人，请想想，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折磨成这样，会感到一种怎样的滋味？
他们补发了四个月的薪金给我。真有意思，坐牢可以拿薪金。
过去我工作“太”积极了，只知拚命。有一次出差到乡下，为了赶火车回杭，不幸从山上摔下来，把膝关节里一块软骨摔坏了，坐了四个多月牢，整天不动，病情转恶，只好住院开刀。这批家伙又通知医院禁止我外出，不准我自由通信，不准别人探望。那时，我非常悲观。过去我胸怀大志，决心为人民多作些事情，可是想不到落到这样的地步，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妈妈，顺便提了一句；“壮志未酬身先卒”，这批家伙就把我这封信扣下不发。我不禁又想，我们还要宪法做什么？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这样的遭遇，加上病痛，我对共产党和这个现实的社会产生一股强烈的仇恨，对一切都反感。
二月份出医院之后，因不便行走，只好修养。这是，我有机会再次接触到一些古诗词。仔细地读过这些诗词之后，我胸襟也广阔起来了，眼光也远了，不幸感、仇恨、被压下了不少。头脑也冷静起来了。我想社会主义还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我出身于被剥削阶级，吃过苦，深恶旧社会的丑恶、残忍。是否还有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它呢？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找不到。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感消失了。那么共产党领导好不好呢？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好。短短几年，国家在建设上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这是史无前例的。还有土地改革……。我想，如果叫我来领导这个国家，我想一定不会搞出这样的打成绩来吧！
但是我反对共产党许多不民主的专横做作法，把人们的生活限制在铁桶里，使得个性被压抑……。以至使得许多坏分子得逞。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我恢复团籍以后，调到一个派出所做内勤。这对我又是一个打击。公安局一处即（既）不向我道歉，又不向我说明情况就这样把我送走了，真叫人不甘心。五月上旬，因为我实在没有问题，他们就给我下了结论。有些东西否定了，例如“小集团”之类；可是还搞上些“文艺思想反动”“一江山岛解放时……”之类的一张胡说八道的东西。我不同意，就和那个姓马的干事争了起来。那人威胁我：“你态度这样不好，我把你这些也写在结论上。”这家伙盛气凌人，蛮不讲理，真把我气坏了。
这件事情之后，我到处受歧视，连最好的朋友也远远避开我。因为这批家伙在做错了事情之后也不公开道歉，连一点儿安慰也不肯给我，就像把我当成一条狗——打一顿嘛，有什么关系？我忍受不下去了。我想中央也许不知道这些事，我要告发他们，让法律来制裁这批家伙，为了不受任何阻拦，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不告而别，离杭赴京。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到北京后，立刻上国务院控告。国务院接待室的人推三换（阻）四的说：“你是公安部门的人，还是到公安部门去。”他们打电话和公安部联系。我没有办法，只好到公安部去，由公安部政治部组织处刘建忠同志接待。他要我先写材料。我复写了三分。我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待处去，递上了我的控告书，要求公开处理。我感到他是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一定不能容忍破坏宪法的行为。谁知那位接待的同志到楼上去和他的领导商量一会之后，下来告诉我：“还是保密的好，说出去了影响不好。你是青年团员，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考虑到这点。”这样重大的事情，连人代会都不支持，我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回到公安部。公安部和人代会电话联系后，决定叫我回杭。他们说通知浙江省委、公安厅联合调查处理。我对浙江省的几个省级机关一点都不相信，因为杨副部长明明说不准斗争，可是竟出了这样严重的违法行为（还有人被逼得自杀）。身为省委负责干部，说了不算数，还有谁相信他呢？因欲诉无门，我只得回杭。
回杭后，因副局长易成柱已经接到公安部电话了，就向我道歉，他说，本来就不应该斗争我，弄错了；但我也是有缺点的。真岂有此理，连道歉都不诚心，难道有缺点的人应该被打、坐牢、戴镣铐吗？他告诉我那几个打我的人已经查明了，但不能都叫他他（们）再坐四个月牢。我说留在公安局精神上吃不消，要求调出做小学教员，再不是可以做杂工。他说可以让我休息一星期再说。我说一星期不能解决问题，他说可以让我休息两星期（当时还有干部科的一个科长在场），我不是个心胸挺狭隘的人，既然向我道歉，我也就心平了些。我告诉他，我时常梦见自己还在监狱里，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哼，这是对你的教训。”从这儿可见这位“三害“分子的道歉是勉强的，假的，说不定将来有机会他还得“整”我。最后他们批准了四十块钱补助我，安安我的心。
到了分局，局长的态度还比较诚恳，但非常不妥当。他说：“不要顾虑，我以后帮助你入党。有位同志三反中犯错误，现在我帮助把他提拔成股长了……”似乎入党、地位，就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他们又重写结论，虽比起第一次结论好多了，但仍有不少胡说八道的东西，我要求写第三次。
因调动工作不能达到要求，我就坚持考大学。结果考进了北大西语系。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也就此湮灭了。
我到了北大，立刻把这件情况写成书面要求党委处理。但党委一直不闻不问，不知结果如何。
我觉得在这种不讲理的世界里，还是沉默一生好，在沉默中寻求乐趣，再在沉默中死去。再说“三反”以前（我十八岁以前）由于我的无知和过左的行为，也多少在工作中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我的坐牢，就算是一种因果关系吧。所以我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决定除了读书，求些学问之外，什么都不爱。其实我安静不了，老是在梦中回到牢狱；我在机关里工作了七年，在外地出差时也接触了不少东西。我知道这些黑暗现象绝不是个别的，让这些东西糟蹋我们的青春，实在令人气愤。可是我又没法申诉（因为连人代会都不支持我），又没法揭露，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抱着看穿一切的人生观去生活。
当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来之后，特别是读了“是时候了”这首诗，我激动极了，它重新在我心里燃起了希望。我决定把这件事揭露出来，决定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和提出一些建议。当然我也考虑到后果，如果反“三害”反得不彻底。我倒有可能去尝尝北京模范监狱的味道，可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真理，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愿意牺牲！
五月廿五日下午，我在北大办公楼大礼堂一千多人的集会上，揭露了以上情况，略微谈了一部分我对现实的看法和批评。
本来我以为人的良心都灭绝了，但从听众的泪水里，我看到了善良和同情。屡次热烈的掌声，给了我巨大的希望，对于人我又重新生起热爱之情。
有些教条主义的“卫道者”说，像我这样的事情与“三害”无关，这是胡说！就是因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使得那些家伙胆敢胡作非为。
有人说这是个别现象，不，绝不！从西语系英三周铎同学的惨不忍闻的控诉里，从那天集会后，来找我的不少同学的倾诉里，证明这绝不是个别现象。我见闻了很多事情，可以说出不少的例子来，就拿我最近知道的北大的事情来说吧，肃反时很多无辜的人被斗争，被关押，学校变成了“牢房”，而事后学校党委又不很好交待。在北京——这全国的心脏出了这样的事情，真令人难以想象！请问人权和在？
乌云不止一片，而是很多。解放初，人民对共产党那股热爱，不知降低了多少。革命之所以成功，绝不是单纯依靠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党处处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得到了群众的爱护和信任。我们知道，在白色的恐怖下，多少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党的地下工作者，多少人为了革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革命成功了，有些人开始变质了，他们离弃了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的妻子，另觅新欢，整天计较威望、名誉、地位、待遇，在生活水平低下的群众面前显得派头十足，十分奢侈。他们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却占着领导地位，整天发号施令，盛气凌人，用他们的主观来代替法律，代替一切，决定别人的命运，弄得没有丝毫民主、自由的气息……我不禁为瞿秋白、方志敏放声痛哭！
可是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但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计较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群众利益之下。他应该在群众有小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衣裳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为什么这些人看了生活艰苦的农民，在城市里住茅房破屋的居民、机关企业中薪金低微而家庭负担沉重的普通职员，而无动于衷？
我可以说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这又何必呢？只要多看看报纸，多听听别人的谈话、牢骚，多看看现实就行了，不要整天把自己蹩（憋）在井底下。
当然，那些变质的人究竟和国民党时代的军阀、贪官、污吏有所不同，他如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别人指出你的缺点之后，就应该冷静思考，改正过错。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可以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老实说，靠劳动吃饭。靠派头吃饭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可耻的。
党在现在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问题来，可以说是很英明的，及时的。但在报纸上鸣的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资本家。这就说明党还不能大胆放手。真正的矛盾还是存在于广大的群众中，只有全面的揭露，才能把问题摆出来，应该全面的鸣起来，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因为广大人民还是热爱社会主义的，大家都不愿回到黑暗的过去。
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爱社会主义，我相信共产党，我希望我的祖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独立的国家，所以我打破沉默，放声鸣了出来。
希望党在整风中整的彻底，把发霉的东西全扔到阳光下面来。我相信整风如整得彻底，全国人民定会空前大团结，将会出现一种民主的、开朗的、沸腾的生活。
自由、民主万岁！
社会主义万死！
真理万岁！
附：我的遭遇完全是事实，北大党委有我的现成材料；
现在我并向北京市检察院起诉。因为面临考试，时间局促，只得写的（得）简单些。
我的通讯处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顾文选口述
文章来源：《独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