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6日讯】最近在香港爆发的中港之间一系列矛盾与冲突事件，除了民生议题，还有政治议题。这里讲政治议题。区议会选举种票、种人事件真相还没有清楚就已淡化；新议题是中联办官员与党报出面，批判某些公众人物使之成为“人民公敌”。其中较普遍的是利用党报的“读者来论”，肆意攻击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物，其中资深传媒人吴志森被他们戴上“反中乱港”帽子，批斗多年后，去年底离开香港电台叩应节目《自由风自由Phone》主持职务。共产党立即扩大战果，去年年末也开始针对“反中乱港”的学者，其中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中弹最多，包括使用“西方训练出来的‘恶犬’”的标题，是孔庆东的狗祖先。
刻意制造寒蝉效应
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最新民调数字，自称中国人的受访者，只有百分之十六点六，比率是二○○○年以来新低后，该研究计划负责人钟庭耀即成为主要目标，不但党报出手，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还约见香港主要电子传媒，点名港大的调查不科学及不合逻辑。他甚至说，所有人都可以不满内地制度，但不应该颠覆国家政权，暗指他“颠覆国家政权”。这个调查做了多年，以前不是问题，现在才是问题，或者因为以前共产党还要“垂范”台湾，或者数字对共产党有利，但是这次数字不利，而台湾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囊中物。
事情没结束，还有更高层次出面，就是由《大公报》在一月二十八日发表《“学者”政客怎做学术研究？》的社论，被公开点名的，除了前两位，再加一个蔡子强。蔡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因为他说：“如果有一天，吴志森、成名……一个又一个都被迫收声的话，如果大家目睹这些打压和不公义，都选择冷眼旁观、明哲保身的话，这个城市将有一天会死亡，死因是大家的沉默和冷漠……。”
显然，中共当局要防止香港社会精英的相互声援。因此在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下，责问他们“还想作恶到几时”，就是想制造寒蝉效应。这种被党报批斗的情况，我在二十年前已经领教过而成为“先烈”。
二十年前成为“先烈”的经历
那是一九九一年夏天华东大水期间，我在七月十二日的香港《经济日报》写了一篇《天怒人怨哀中国》，认为这不但是中共长期以来忽视农民、农业，而且是六四倒行逆施而出现的天人感应，因而要中共下“罪己诏”。过去骂中共是屠夫他们都很少回应，这次却激怒他们，问题可能出在下面这一段话：“有望海外华人能集腋成裘，援助中国苦难的同胞。唯一担心的是，中国大陆贪官横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这些救济金和物资唯恐落入那些丧尽天良的贪官口袋里，或者被无谓地浪费掉。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是否可以组织力量协助去做这些发放的工作？”阻贪官发达才是大罪，所以第二天《文汇报》来论版出现一篇《反华反共反昏了头──林保华对华东水患幸灾乐祸说明什么？》的吓人文章，说我“反共反华到如此歇斯底里的地步”，“林氏身为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为何却对自己同胞、自己祖国如此冷酷无情？”文章还说：“清楚其底细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国政府过往待他并不薄。正是因为中共及中国政府的关照，他得以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尔后又有一份不错的职业。他自己也公开承认过，即使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过迫害。林氏来港后却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尽情反共反华。”
明明我是在为中国的灾民讲话，谴责共产党，并且警告他们不可漠视天怒人怨，但是在他们的笔下，却变成我希望天下大乱，使中国老百姓遭殃！用这个伪命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也给予反击。
这是开头，于是近一个月内就像连珠炮对我开火，主要是《文汇报》出手，有六、七篇，都公开点我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我在印尼巴中的同班同学，离开中国后到香港，后来对我们其他同学宣称要“靠拢组织”，遂成为党报的打手，用了五六个笔名变戏法，他没有公开点我的名字，却为李鹏辩护；因为我批评在大水期间，身为总理的李鹏没有回国领导救灾，而在国外访问（当时李鹏优哉游哉躺在以色列的死海上被人骂翻）。
要解释的是，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底细”？除了来自我的档案外，还有其他故事：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早年在香港的校友，多为当年海外回国读书的侨生回流的。一九八○年代我们多次聚会，当时香港新华社（许家屯时代）有三位校友参加聚会而认识了，他们当然非常注意我这位一直在报章写专栏对共产党冷嘲热讽的校友。那时他们收入很低，我请过他们饮茶两三次，目的希望建立个人友谊，让他们真正了解香港，不要生活在小圈子里。他们中有一位叫刘再明，是宣传处的处长，有一次请我吃晚饭，居然点了鱼翅，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公费统战了。当时我们与哈公等反共文化人对许家屯的“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统战攻势有一个默契，叫做“饭照吃，共照反”，也就等候他出手。
刘再明问我还有什么政策没有落实？我回答：第一，我人已经身在香港自由世界，对政策落实不落实不感兴趣。第二，我的遭遇与其他中国人比较，已经幸运好多，可说没怎么受到迫害（这是指我没有被戴上“阶级敌人”帽子批斗、关押，甚至家破人亡；但是我自己不是没有被批判过，家里就抄家两次，损失一批物品，家人还有其他不幸遭遇我没有去算，也不想说，以免被误会我向他们要什么）。
用老一套手法对付不同的声音
这就是我未受过迫害的来由。我很奇怪，为何有些人看我反共，就认定是我个人有什么冤屈才反共，而不可能是对自由、正义的追求？即使我家里没有死人，难道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看到、听到周遭的不幸事件？共产党没有良心、没有人性，难道每个人都与它一样？
批判文章出来，最尴尬的是刘再明，因为不但引用了他汇报的内容，而此时他已经升官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他当然以为我会认为由《文汇报》对我发动攻击，总指挥就是他了。因此有一次校友聚会，他见到我后赶紧对我说，那文章不是他写的。我说，我知道不是他写的，我甚至拉他一起拍照，并且说：“我们是‘一国两制’。”旁边的同学哈哈大笑。
我在新华社有其他年轻朋友，他们与我们“老一辈”不同，观念比较开放，他们早就对我说，新华社有自己的写作班子，由上级指定题材，然后这些稿子交给党报发表。刘再明当年汇报我的情况，已经列入档案，谁都可以用。
后续的发展是我被列入黑名单，一年后我到深圳开人大校友会时，被海关拒绝入境。那属于其他故事的范围了。由于我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党报对我的批判也陆续有来，只是再没有采用如此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手法。
以我这个“先烈”来看，现在的事件说明的是中共这二十年来没有什么长进，还是用老一套手法来对付不同的声音。接下来是否也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大陆，可以观察。更需要观察的是，党报读者很少，对我的攻击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所以影响不大；就是对我的老板，当时是香港大学与张五常教授，即使我被列入中共的黑名单，他们也不认为我错，所以没有影响到我的饭碗。如今世道变了，受害人的米饭班主还能不能坚持自由正义的立场，才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并且给予必要的声援，绝对不可被“各个击破”。
文章来源：《动向》2012年2月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