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9日讯】【导读】目前在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谈论，几乎是围绕在“元凶是否是蒋介石”、与“涉案人员的责任归属”上。本文则是从一个几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一段您可能未曾听过的历史。
（续前） 三、台湾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运动
前文中提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提出“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三大主张。然而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不断叫嚣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分裂国家领土，那为什么台湾共产党在当时主张“台湾独立”呢？
二十世纪大部分的运动与革命都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关，因为民族主义含有巨大的能量。孙中山在革命的时侯，就诉诸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对抗腐败的满清政府；辛亥革命成功后，马上转而主张“五族共和”。同样地，共产国际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时，也是不断地利用“民族主义”的巨大动能；所以，“民族主义”在政治人物手里，其实只是利用来煽动的民众情绪最有效的工具。
台湾在1895年后是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打倒日本鬼子”等反日、抗日的呼声，当然对台湾人而言，就是最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民族主义诉求。那时在全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中，寻求“自治”与“独立”呼声响彻云霄。无可讳言，“自治”与“独立”是很“迷人”、而且有“学术基础”的诉求，“革命”更可以煽动众多年轻人与理想主义者的热情。虽然独立成功后未必真的是好，革命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牺牲与革命者都不希望发生的悲剧，迷人的梦想也可能会在经济贫穷与社会动乱里幻灭。但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革命”，就是没有希望中的希望！
于是，“台湾自治”、“台湾民主”、“台湾独立”也很自然地成为台湾智识份子间讨论的话题，甚至是行动上的诉求，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意见领袖间清谈中很“时尚”的“新潮知识”。台湾共产党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与“民族主义运动”纠结在一起，“台湾独立”也成为台湾共产党成立后的目标与口号。
然而当日本因战败而撤离台湾时，这股已被激起的民族主义能量，并不会立即消失。当回归祖国怀抱的梦想与期待，随着接收者陈仪政府的“劫收”而逐渐破灭，不满的情绪最后演变为请愿与游行，又遇到执政者的“无差别镇压”，从此，台湾应从中国独立出来的“台独运动”，也就是台湾人的民族主义，获得了更巨大的合理性与能量。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独运动”的诉求对象，也就从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转移至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威权统治。
简炯仁先生在所着《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对于1920-1930的台湾共产党的发展下了这么个结论：“台湾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运动与台湾民族主义紧密结合，以致两者变成密不可分。台湾共产党人最大的成就，是使共产主义变成一个当时台湾社会极为灵活的一股势力，而且他们也为台湾民族运动，缔造了空前的，纵使是一种不稳定的团结。因此，当共产主义运动衰弱时，其他非共的民族运动，也相继衰弱了。”
四、光复初期的台湾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原先被日本警察所监禁、拘捕、取缔的“台共”重要份子，全部获得释放。此时，“中共”正准备发动全国性的叛乱，能力上虽然无暇他顾，但仍从延安对“台共”谢雪红（即谢阿女）发出指示，命其在工作上把握“大量吸收成员，尽量制造混乱”两个“基本原则”。于是，这些“组织再生力”特强的政治特殊份子，立即恢复其特有的组织活动。
1945年10月，有“台共中央派首领”之称的谢雪红，率其干部杨克煌、侯北海与李乔松等，利用国民政府尚未抵台接收的空档期间，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护符，致处散发传单，并迅速在雾峰、竹山、溪湖、员林、台北等地，设置分会，以为呼应，俾扩大其声势。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谢雪红乘百废待举之际，到处召集群众开会，按照“中共”指示，大肆抨击政府，尽量丑化国民党军队，全力煽惑民众，挑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感情。1946年3月，“人民协会”被政府勒令解散，但谢雪红又于同年4月组织“台中市妇女会”，并且自任理事长。其后又嘱其党徒蔡为、林添进、陈瑞年，在台中县梧栖镇组织“劳动联盟”、“青年联盟”及“正义阵”（即国术馆）等非法组织，一面吸收地痞流氓，一面公开宣传共产主义。
台湾共产党为什么要吸收地痞流氓呢？《九评共产党》中就清楚地指出共产党的九大基因就是：“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945年9月，中共命蔡孝乾自延安来台建立“党”的组织。1946年8月，蔡孝乾邀“台共”谢雪红、陈福星、简吉、廖瑞发、张明显，在台北市永乐（即迪化街）林梁材家中集会，宣布“中共”指示，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这是台湾光复后，“中共”直接在台建立的“组织”，也是光复后“台共”开始“党的组织活动”。
由于原先有“台共”组织及干部的原因，“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短期内就先后建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等地区“工委会”及“支部”十余处。为了便于领导，并成立“台北工作组”、“台中工作组”、“台南工作组”三个专设组织，以分别控制指挥各“地区工委会”或“支部”。
“台省工作会”成立时，百废待举的台湾，由于政治暗潮汹涌，经济问题繁多，民众人心浮动，整个社会已显乱象。利用混乱，推波助澜，然后实行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这是“国际共产党”运用得最为纯熟的斗争手段。因此，置身于乱象毕露的光复初期台湾，蔡孝乾、张志忠等人，知道局势对其工作有利，乃将工作重心，置于对上层的“统战”（全力渗透党政机关、民意机构、民众团体、大众传播事业单位），与“建立地下武装”。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