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8日讯】 （续上）三
一九六六年春末的一天上午，我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口处。心头沉甸甸的：前几天突然接到辉哥从舟山嵊泗厂寄来的一封信，信上简单几句话：“我已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定于某日某班船抵十六铺码头，望来接我。”
这犹如晴天霹雳，顿使我们全家惶恐不安，猜想怎么好好地已摘了右派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而且要遣返老家管制？上面的几位哥哥都已出外工作，离开上海，几位姐姐都已出嫁，父母年老，惟独由我按时到码头迎接。中午时分，我翘首瞻望，左等右等，约莫在全船乘客全部出来后，看见辉哥手提一只大包和行李箱，由一个解放军陪着，身边还有二个工人似的，向出口处走来。我赶忙迎上前去，在出口处拎过辉哥手里的包裹，正要招呼讲话，那个解放军问道：“你是刘文辉的什么人？”我答“弟弟”。“你们父母为什么不来？”“年纪老了，走不动了。”“那么好，现把刘文辉交给你。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监督管制。有关他的政审材料，我们已给上海公安局、街道里弄寄去了。”这时，默立在一旁的辉哥才介绍说，他是厂里的军代表，二位是厂里的支部书记与保卫科长。他们“交接”完毕，一起离去。我跟着辉哥，提着他的行李包裹，急忙乘公共汽车回村。地区街道派出所已派民警在我家等候。辉哥与我踏进家门，民警马上严肃地对我父亲与辉哥宣布，“从今开始，刘宗汉与三儿子刘文辉，一起被监督劳动，扫垃圾、掏阴沟……，定期向里弄专政队汇报思想，接受管制改造。”
辉哥回到家中，我们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经过。由于嵊泗位于舟山群岛之中，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他能长年收听到海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当时大陆全部封闭，最高当局推行愚民、压制、混淆视听的阶级斗争政策，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况。而辉哥了解和看清世界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长时期博览群书，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暴虐”；厌恶对人民推行愚民封锁政策。他勇于奋斗，要改变他的右派困境，所以想出国去寻找新的生活和世界。为此，他攻读英语，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书籍，在嵊泗常独自一人出海游泳，增强体魄。船厂许多人佩服他的才学和人品。他结识了少数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厂工人、船员、船老大和来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曾商议偷偷潜上渔船或客轮驶出公海寻求政治避难。后来在64年“四清”运动中被胆怯者出卖。出事后辉哥一人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当时搞的“四清”运动政策规定，坦白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三哥坦白后，因为只属企图，没有行动，原望“从宽”处理。但1965年底“四清”工作组却报当地法院立案。嵊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宣判：“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组织叛国投敌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辉哥没能实现自己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却带来灾难的厄运。
我村本来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扫垃圾、掏阴沟，现今开始，增加了一个刚交三十岁的新生反革命，父子俩人每天一早同去监督劳动，同去接受派出所与里弄干部的训话，同时遭受邻居与过路群众的嘲笑、白眼、奚落。派出所民警与里弄专政人员，随时随地将父子俩拉到里委会，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里弄小伙子对他俩批斗，动辄揿摁年已七旬的老父的头，对新管制分子刘文辉敲头踢脚，任意凌辱人格。
我自中学毕业后，因家庭出身是“反属”，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在家按辉哥给我制定的计划勤奋自学。由于辉哥的长期影响和教诲，我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渐形成。1965年我进了一家200多人的小厂——徐汇五金厂。我被分配到新产品车间学自动车床，不久由于我“好学、聪明、人品忠厚”，受厂领导培养，抽调进厂办公室，担负全厂宣传与统计工作。
“四清运动”开始，上面派人来厂蹲点搞“四清”。我被告知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在厂部办公室负责宣传与统计工作是不合适的。我听从辉哥嘱咐，辞去厂部办公室宣传职务，要求仍下车间去当工人。
自从辉哥回家后，尽管白天接受监督劳动，夜晚却指导我读书，密切关注广播与报上刊登的新闻报导，担心国家时局日益恶化。阶级斗争紧锣密鼓，华夏神州一天比一天“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辉哥从拎回上海的几大包裹的中外名著、报刊杂志中，抽出一份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面刊登着姚文元的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指着这篇文章说：“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又一颗重磅炮弹。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胡适在北大的学子，现今是北京市副市长，是个著名的明史专家。这样名闻国内外的大学者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说明毛又要刮起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了。”
当时全国报刊上不断展开对《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的批判围剿，辉哥把收集到的有关报刊材料摊在我面前，借着昏黄的电灯光，一一指点给我看，他说：“看来问题并不只是批判吴晗，而是直指整个北京市委。”又说：“毛是借‘罢官’一事做文章，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彭老总又要吃苦头了……”说着摇头叹息，忧心忡忡。报上还刊登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竟然断言“十七年来文艺黑线专了政”。辉哥愤愤地说：“怎可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艺工作者的集体成绩呢？不但否定，而且个个戴上了‘黑线专政’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看来要把中国知识份子一锅端了！荒唐！荒唐！”
5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又一篇大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据说，这是毛泽东指明要批判的。《北京日报》为此公布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对“三家村”进行批判，但很快被中央指责为“假批判，真包庇”。姚文元在大文章中直接上纲上线：“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污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全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攻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倡狂攻击。”文章中还公开宣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紧接着，全国报纸与广播，就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的疯狂围剿。
辉哥告诉我姚文元是早被鲁迅先生讽刺、批评的姚蓬子的儿子，自己出身一塌糊涂，现今竟高举棍子，硬是把人家往死里打。又说，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从延安时代开始紧跟毛泽东的有才华的革命知识份子，现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他写的《燕山夜话》不仅文采好，而且含义深邃，是本好书，毛却把他抛出来打倒，看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他们也要遭殃了。果然，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中央宣布为“独立王国”，全体领导统统打倒。中共中央又宣布以宣传部长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为“阎王殿”，“砸烂阎王殿，小鬼闹革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狂澜横流，浸淫中华大地。辉哥一再喃喃自语：“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
由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批判《三家村》战鼓轰鸣，《五·一六通知》号令天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文化大革命狂澜席卷长城内外，猛袭大江南北，震破天涯海角。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向学校党委书记陆平与北京市委彭真等人开炮的第一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一夜之间，全国亿万民众奋起回应，广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结队杀向社会，纷纷闯进民宅，揪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大批的社会名流、声望卓著的人士被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上街游斗，成千上万人家被突然抄家，打、砸、抢、抓、抄，焚书烈火彻夜熊熊，坑儒手辣空前绝后。尽管老父亲与辉哥天天低头在里弄卖力地扫垃圾、掏阴沟，从早到晚不讲一句话，三日两头去派出所、里弄专政队汇报思想，违心责骂自己，但仍然逃不脱抄家批斗的厄运。
66年恐怖的红八月，我家连续遭受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抄家。他们是根据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名单，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高唱《造反有理》革命歌曲，跑步冲锋般地打上门来。一闯进二楼16室我家门，他们七手八脚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认为凡是“反革命”家中，必然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没有哪个不私藏着金银财宝的。不料我家长年累月吃饭都成问题，原先母亲的陪嫁首饰己变卖得所剩无几。他们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地抽打我父亲，老人急忙踉跄后退，辉哥挺身上去阻挡。这时，在底楼4室内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声欢呼“抄到了！抄到了！”楼上这批小将蜂拥下去观看。那是我母亲三十多年前陪嫁品中仅留的几只手镯、翡翠、玉片。他们获得至宝，纷纷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纯碧好玉被打碎在地，有些小将还从地上抢夺碎片。另几个红卫兵从我母亲箱橱里抄到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几幅国画，那是我外太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丹青。中学生们不知它为何物，几个人有趣的传观，有一个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抢上前一把夺过，双手把它扯撕得粉粉碎，还把团团碎纸掷出窗外，边跳边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先前闯进我16室的红卫兵小将们，见在底楼4室捞不到油水，没有战绩，赶紧又奔上二楼，到我室内杀回马枪。他们根据在派出所获得的情报，我父亲曾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专员，是个反动大官，硬逼着我父亲交代罪证。老人被吓得抖抖索索，连说“我……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绝不相信，训斥他“狡赖”、“顽固不化，死路一条”，冲上前去又抽皮带打他。这时，一个细心搜查的小将，从一本旧书中抖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欣喜地大喊“抄到了，抄到了！”他们一起哄着观看，原来是我父亲当年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同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船。有几张照片上还有国民党军官与美军人员，在秦皇岛码头督运货物。其中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交货后的合影。红卫兵小将一见战果辉煌，指着照片，又点戳我父亲的脸面，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这个国民党大官僚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你老实说，这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面对小将们吼叫乱骂，老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与人民，去接受苏联和美国在抗战胜利以后，通过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代表人民？你还在放毒”，未待老人说完，一个年纪大些的中学生抢上打断说，“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它们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呢？……”这群不懂历史背景的孩子们，自以为是，反复批斗我老父亲。
“喏，这张照片，”老人大概因对往事的骄傲使他顿时勇气倍增，伸手过去拣出张照片说道﹕“这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领导同志”又说:“那张照片上的美国人是抗战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有个年纪大些，估计是高中生，从父亲手上夺过照片，端详起来，正要驳斥老人“狡辩”，突然旁边那个细心搜抄者，又从另一本书中抖出一张大照片，顿时大叫：“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他们聚过去一看，原来是老人当年做京剧票友时，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这下子，红卫兵小将“扫四旧”革命行动战果累累，战斗士气大振，几个红卫兵一起揪着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将七十岁的老人硬揿他弯腰90度双肩背翻。父亲大呼“痛啊！痛啊！”血气方刚的辉哥一个箭步上去扶持父亲，大喊“你们讲点人道主义，我父亲是古稀老人了，你们怎可……”话未说完，一个红卫兵挥舞皮带朝辉哥身上猛抽一下。辉哥急忙转身去夺他皮带，混乱一片，父亲老泪纵横，嘶哑地叫喊“作孽啊，作孽！”
大概是老人惨烈的嘶叫震颤了青年人的幼稚良心，大家顿时罢手不语，室内寂静下来。那几个细心搜查的红卫兵，把辉哥堆放在床底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一本本抄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拣他们认为好看的，一本本扔进一只大纸箱内准备带走。辉哥一生节俭，却爱书如命，十多年来收集购买了不少心爱的书刊，并勤奋阅读，在许多书中留下他的批注心得。红卫兵们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辉哥急忙上前向他们解释：你们撕的这些都是中外名著、进步书籍，有费尔巴哈、黑格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考茨基、柯卡普、普列汉诺夫……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启蒙老师。红卫兵哪听他的解释，依然照抢、照撕不误。辉哥真想从他们手中把书夺下来，阻止他们滥撕恶行。这下又得罪了这批小霸王，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书正是马恩列斯毛的老祖宗，显然懵懂无知，四五个冲上来对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并要用绳子将辉哥捆绑起来。边骂“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书籍，不是外国、就是孔孟的书，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把它烧掉，看他还怎么看。”
我从工厂下班，回家迟了，进门看到，马上过去拉开怒火抗争的辉哥。这时，一个小家伙至多16岁模样，竟挥舞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敲我父亲头，我冲上去大喝道：“不准打人！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七十多岁老人经不住这般打，你的爷爷奶奶可以这般打吗？”这伙人见我理直气壮，虽然腿脚残疾，但腰粗背阔，浑身有力，知道来者不善，顿时被吓住收回皮带。其中有个中学生是里弄附近的，认识我，凶狠地指着我鼻子训斥：“狗崽子，你家一个老反革命、一个中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子弟，你识相点，否则连你一起揍！”
辉哥怕我牵连吃亏，急忙叫我出去。我刚走出门，带队的造反派拦着我，喝令“不许出去，想转移窝藏材料吗？”并上来把我的口袋一一翻遍。他又叫红卫兵“继续搜查，注意死角”。于是我家里又是一阵乒乒乓乓打砸声，所有抽屉都翻过了，所有箱柜都打开了。家里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抄拿去了，一个红卫兵头头走出门，不甘心又返回我家，强行抢走了家中唯一值钱的一台收音机。我上前拦着他说：“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这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账，当心你们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可以说，从物质到精神，都被一伙又一伙强盗抢劫一空。抄家是一波一波的，听说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去派出所要四类份子的名单，而各单位的造反派也有单位的组织部提供名单，先是公开的黑六类份子，后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因为有伟大领袖的政策指示，他们凭着手臂上的“红卫兵”、“造反派”袖章，并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抄抢民舍，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人民的基本权利被肆意残踏。当时，上海经常能听到某某单位同事隔离审查了，某某领导靠边进了牛棚，某个同学爸爸被批斗，某某熟人自杀了，某某亲戚家被抄了，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黑六类分子，每天上班出门都提心吊胆，要跟家人沉重告别，唯恐今晚回不了家，突然失去了自由，被抓、被关、被隔离。那年代谁都没有了保障，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之间的不和，背后暗箭和诬告，都可以造成任何一个人的被斗争、被抄家，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社会上的抄家、批斗阴风，像传染病那样迅速蔓延、猛烈发展。我家这样的重点被反复抄、多次抢。
难以忘怀的红八月！这一月全国有多少人家被抄、被斗？十万户？一百万户？一千万户？也许更多。是最伟大的领袖授权红卫兵和造反派，来抄家来批斗的，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是最伟大的领袖做出来的最伟大的事？
文革像火山爆发喷起冲天的烈焰，它吞噬着大地、吞噬着生灵、吞噬着一切。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上面报导了北京近郊大光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这份战报上还印了当时文革红人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公安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国家还是公安机关，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这些讲话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残害四类分子的种种暴行，波及面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家里墙上挂贴的毛泽东像说：“文革是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专政来达到群体绝灭的目的，使中国无数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的冤魂。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个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这一笔笔血泪账的。否则天理不容。”
中国大乱了，上海更大乱了，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上海，顷刻变成了一个腥风血雨的大海洋。原来整洁的南京路十里长街，成了大批大批红卫兵、造反派作恶横行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剪过路人的所谓“小裤脚管”，烫发妇女更被残暴地剪得几乎成了光头尼姑……十里长街顿时成了处处慌乱、处处痛哭的难民路，不少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剥光妇女的上衣……。这里已没有了真理，没有了正义，没有了怜悯与同情。有的是兽性大发作，人性遭毁灭性的残暴虐杀。就在这个混乱世界上，不断传来北京红司令、红太阳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他的亲密战友，红副司令林副主席煽动道：“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的光辉的成果，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全国所有的学生都不读书了，领袖要他们起来革命，利用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历史上哪个国家会如此荒唐？可是这样的事在中国，在和平时代竟然发生了。全国的学生都在游荡，批斗自己的老师，为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为一个目标，紧跟领袖打倒所谓“中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天天报上刊登、广播宣布、一批又一批党内走资派，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纷纷被打倒，广大的知识精英被残酷批斗、凌辱人格，上海文化广场上，三天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在会场上把批斗对象――年老的白发教授学者们打倒在地，再踏上几只脚……世界东方的大上海，到处打砸抢，到处大字报，到处批斗会，到处是下跪和做“喷气式”，到处出现虐待狂。人们开始变得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在毛泽东教导下红卫兵造反派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他们决心不把这些知识份子老师、党内走资派、四类分子折磨死，绝不甘休。宪法犹如一张“草纸”，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放下、瘫痪。惟独“革人命”的专政机器却在无情地疯狂运转。批斗、戴帽、关押、劳改、打死、枪杀……。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一批又一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纷纷落马，罢官，挨批斗；一批又一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示众，关进牛棚，投入监牢。人们只有在高压的暴政下苟延残生。
在这昏天黑地的日子里，辉哥几乎每天夜都在家徒四壁的昏黄灯光下，默默奋笔疾书，时不时会对我忧心忡忡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钦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是写得何等地好啊”！严厉指斥“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指刘少奇、邓小平及各省市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8月8日，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林彪位列第二，成了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会议并没有重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原副主席职务和邓小平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实际上，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成了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号、二号人物，遭受批斗。会议公报天下，广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锣鼓喧天，万众欢腾，热烈盛大地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历史性胜利。而辉哥却一连几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我看见他，神情变化异常。有几个深夜，我已睡了一大觉醒来，见他竟还呆呆地端坐在书桌边，不知在沉思玄想些什么。
当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后，辉哥就联系《海瑞罢官》《三家村》一起，对我分析说：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是非之地。吴晗是胡适门下弟子，胡适的思想在北大师生中影响根深蒂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北大，中国现代一批最杰出的思想家诞生在北大。可以说，那里是培养中国知识份子独立思考的摇篮。毛泽东批吴晗他们、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就是首先向北大开刀，向全国知识份子的核心堡垒开刀。辉哥还愤慨万分地对我说，毛泽东从对知识份子下毒手开始，向党内栋梁骨干开刀，现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大功臣、身边的同事开刀了。刚刚开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在党中央“清理队伍”，是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个国家主席、一个共产党总书记――的一场大规模的围剿迫害运动。果然不久，北京许多高校联合成立了“批刘火线指挥部”，国家主席刘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公民权利，被十多万红卫兵团团围困酷烈批斗，遭受残无人道的迫害，又对总书记邓小平逼令“深刻检讨”。辉哥一再愤愤地感叹说：“这还像个什么样的国家？这还像个什么样的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在默默地思索，他在深层次地考虑﹕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与共产党的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八年多的“右派”灾难与“现反”帽子，不仅没有压垮辉哥，反而使他磨练得一副铮铮铁骨，在人间炼狱中炼出来一双火眼金睛。他刻苦自学大学英语，与一些在交大、外语学院当老师的中学老同学交流、探索、辩论，朋友们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锐洞察力，那种摆脱禁锢的犀利智慧。自从戴上“现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后，除了白天受监督劳动，几乎天天夜晚读书思考不断。“文革”全面开始后，尽管屡遭非人的批斗、抄家、残酷虐待，他思想的车轮却依然在奔驰不息。他个人的行为被日夜监视，但敢于抗争的辉哥不甘寂寞，常叫我从厂里与社会上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我白天在单位里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参加大批判，抄写大字报。下班即跑到各大学和文艺部门，帮辉哥到处收集各种运动资讯与材料。每当我带回一大卷红红绿绿的红卫兵小报、街头散发的传单，交到辉哥手上时，他总是如获至宝。一个完全被管制监视的人，谁能料想到，他却比任何人都要全身心认真地在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运动。三哥认为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个崇尚仇恨、斗争的政党和国家，它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幸福、和谐、平安。他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在愚昧无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要改变，要觉醒。如果一个民族发展到没有人敢出来抗争、揭露，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他认为总要有人出来，总要有人牺牲，他刘文辉就是应该带头出来抗争的人。
说句真心话，辉哥当时的异常大胆、毫不自顾的冒险行动，常使我提心吊胆。他提出自己要出外去看街头大字报。我自小对他言听计从，但这件事却使我颇感为难。他这样的身份怎可抛头露面出去呢？他设计，深夜十点钟后，悄悄躲过邻居的监视，叫我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处，找个暗角落等他。第一次我试着这样做，他轻手轻脚摸到市民新村约定的墙角边，骑上我的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一夜无法安眠。天濛濛亮，他溜回家中。辉哥亲身去看到了大字报的海洋，从中看出毛泽东身边一群宠、奸、亲信们如何手段卑鄙、伎俩横恶，践踏真理，大放谬论。有一次，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在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辉哥在半夜看到无人，就在大字报空白处，用粗体钢笔字写上：“这对联不是真理，绝对错误。人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出身。一个人所受影响好坏，从实践中产生。不懂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这道理，实际上违反马列主义原则。举一例子，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均出身不好，也会有反动血统，借这位谭兄的谬论，他们有什么资格领导文革？他们也应属被打倒之列。”辉哥回家得意地告诉了我。我既担心又好奇，第二天也去观看。听大学生都在传说，不知是谁，竟敢指桑骂槐，既批评了谭力夫的谬论，又点了中央文革各位领导的名，戳穿了他们的老底，厉害，厉害……”辉哥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的大字报完全处在无政府失控状况。他打算借大学校园各派组织混乱局面，寻找机会揭露文革这场阴谋。
白天，辉哥照样在里弄与老父亲一起扫垃圾、掏阴沟，晚上，他照样一连几个通宵地去大学院校串联，没有合过眼。双眼熬得通红。谁都不知道，他恰恰在对着文革的腥风血雨冲锋陷阵，他早已把个人的安危、自身的劳累、命运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有一天夜里他在一所大学校里，看到传抄的一个右派分子的恐吓信，内容揭露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而这次文革是场更大的迫害。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被全文张贴出来，在大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从另一角度启发了他。他说，也想写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他还说，现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在这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华大地，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让亿万民众团结起来，阻止狂澜，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泽东及其祸国殃民的路线。辉哥告诉我，他已经写成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他心中还在策划，想着手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专栏，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抄写贴到大学校园中去……不料过了几天，又一批红卫兵闯进我家，将已抄多次的家中，再一次作地毯式抄查，竟将辉哥写好的、分散暗藏在残书堆中的那两本小册子手稿全抄去了！幸好那些初中生几乎似文盲，看不懂什么，据说他们把辉哥所有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揉成纸包包，不知扔进哪个垃圾箱去了。虽然不见专政机关来追查政治问题，但辉哥心里默默伤痛了许多天，因为他历时两个月的战斗成果被一场无妄之灾销毁了！
敢作敢为、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性格，使辉哥心里燃起了更猛烈的斗争怒火。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许他已深思熟虑了，犹如黄继光孤身扑上敌人碉堡的机枪洞口那般，断然地摊开了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叫我去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突然撞进家来坏了大事。他伏案奋笔疾书了4个小时，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辉哥要我与他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我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向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着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辉哥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辉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辉哥决定，要我趁国庆日休假，赶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14封匿名信。我有点犹豫为难，对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忍受”，辉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而担忧地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我：“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让我来当“反文革第一人”，让我来抛头髗洒鲜血吧！”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在他铜像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我也热血沸腾，打消犹豫，临危授命，欣然答应去杭州投寄。这也就是不久之后我也被投入牢狱的原因。
我还记得辉哥在《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那触目惊心的话语：“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直言指出：“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暴行专政，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废，遍地饥饿，穷山辟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残无人道……”
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辉哥用鲜血眼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醒世愤言，如黑夜中一颗飞驰的流星，光芒顿时照亮了世界；如黑暗中一道强烈的闪电，猛地撕破了漆黑的混沌……。
我的辉哥就是这样地拼死都要独挽“文革”狂澜，毫不顾顾惜自身命运地走向了他人生的不归之路。
刘文忠着《风雨人生路》摘编
（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十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