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1日讯】“四大”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统称，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混淆视听的概念。在本质上“四大”就是“一大”──大字报。因为大鸣、大放是虚指，讲的是声势，而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或行为手段。而大辩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只有共产党认为的“正确言论和思想”才可以真正得到充分的表达。共产党所反对的或不喜欢的言论和思想却要受到严格地限制和打压，从来也没有机会与党的正统观念进行辩论。毛泽东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合在一起统称为“四大”，实在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为他情有独钟的大字报壮大声势。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大字报情有独钟呢？那是因为他可以利用它来运动群众，把中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一、大字报源于中共专制统治下的特殊国情，诞生于中国人民对民主的强烈诉求
一般而言，人民可以通过两个常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一、大众传媒。人们直接或通过作家和记者间接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吁请世人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二、民意代表。人们通过自己选出的可以信赖的各级议员，在各级议会上转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表达自己对政府和社会的意愿和期待。选民可以约见自己的各级议员，要求他们在各级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意愿。议员有义务会见自己的选民，不可以推诿不见。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篡政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最严厉的政治思想统治。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变成了“党的喉舌”，人民没有最基本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丧失了通过大众传媒表达民意的任何可能性。同时，中国的各级议员（人大代表）是在中共各级组织部门“选定”后，然后再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人民只有权利“选举”区县级人大代表。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也就是说，级别越高的人大代表离基层选民越远、越高高在上。选民不认识他们的代表，代表不认识他们的选民。在选民和代表之间没有任何有效的联系渠道。代表没有代表他的选民表达民意的责任和义务，选民也不指望他的代表会代表他们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和要求。这样的代表，与其称之为人民代表，不如称之为党的代表──以人民的名义替党装潢门面的代表。就这样，表达民意的第二个途径也被完全堵塞。
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报刊杂志上只有一片对中国共产党的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之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种统战机构的各级会议）上也永远一致通过共产党在事先拟议好的决议。民意算什么东西？中国共产党听不到，也不在乎！
1956年2月，“苏联老大哥”对斯大林展开了批判。共产主义铁幕后面出现了思想言论“解冻”的大气候。毛泽东居然也佯充开明君主，在1957年初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任何民意表达手段的普通中国人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用大字报这种非正式的、影响力有限的“出版”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它单刀直入地质问北京大学团委：出席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大字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同时在民意表达的两个途径上向共产党提出了挑战﹕
一、在形式上突破了“党的喉舌”的控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二、在内容上在争取自由选举他们的民意代表（团代会代表是广大团员的民意代表）的权利。接着，哲学系的调干生、共产党员龙英华贴出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民主园地，展开争鸣，帮助党整风。随后，更多的大字报相继贴出。这一天后来被北大师生称为“五•一九运动”。 不难看出，大字报的诞生与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密切相关。它是中国人民在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从而丧失了所有民意表达手段之后所不得不使用的最后表达手段。
沈泽宜和张元勋在“五•一九运动”中贴出的长诗《是时候了》形象地表达了失去民意表达途径的青年人是多么痛苦。他们对自由地表达是多么地渴望。
青年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
看一看天光。
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
为什么……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大字报在内容上千差万别，在形式上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应有尽有、杂乱无章，完全谈不上统一和规范。大字报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用彩纸写的、有用白纸写的、甚至有用旧报纸写的。在风吹雨淋之后，纸张撕裂、浆糊剥落、满地落英、四处飘零，既浪费纸张浆糊、又有碍市容观瞻，更影响环境卫生。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出现过全国范围的大字报风潮。毛泽东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大字报大概也可以算作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之一吧！
二、毛泽东利用大字报运动群众、打倒政敌、维护个人极权统治
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揭幕。“帮助党整风”不再提了，变成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为数有限的帮助党整风的大字报被淹没在拥护党的英明领导的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北京大学是全国高校之首，北京其他高校和全国各地高校争相效仿，接二连三地贴出了许多反击右派分子们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形成了大字报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和共产党用高压和欺骗恐吓和愚弄群众，把本来是民意在无可奈何之下的最后表达手段──大字报，用来对付先知先觉、敢想敢言的人民，残酷地压制了人民的自由诉求，在全国范围内抓出了上百万右派分子，把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敢言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中国从此进入了更加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
毛泽东尝到了大字报的甜头。他认识到，大字报是他运动群众、打倒政敌、维护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有力工具。毛泽东在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毛泽东的思路是，工农兵以大字报为武器展开反右派斗争，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获全胜了，可见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推而广之，他甚至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一切问题。1958年，他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好几条提到“鸣放辩论”的妙用。他认为连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可以用“鸣放辩论”的办法解决。他引述了“湖北同志”王任重的意见：“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考虑到农民并没有权利真正进行“鸣放辩论”，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貌似有理的办法实质上是强奸民意的手段。除了傻子，没有人会愿意减少自己的分配。但是，一旦在党的领导下展开“鸣放辩论”，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争宠献媚就会提出按照党要求的比例（甚至更少的比例）进行分配，农民群众害怕当落后分子挨批挨斗，也只好违心地附和。这就是所谓的通过鸣放辩论就能够取得的群众的同意。
为此，毛泽东想把大字报推广到农村去。无论多么无孔不入的政权都很难把它统治的触角延展到农村，但毛泽东可不容许他的统治有死角存在。为了强调把大字报推广到农村的必要性，他掩盖大字报是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创造出的“人间奇迹”，而把它说成是中国人的光荣历史传统。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谈到要在农村推广大字报，居然捕风捉影地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
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公元前522)，是春秋时期郑国的相国。毛泽东似乎在宣布：大字报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光荣历史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造纸技术，“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完全是不值一驳的奇谈怪论。
就在那一年，毛泽东异想天开地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其结果是，中国没能“超英赶美”，反而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全国饿死了四千三百多万人。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中的个人威望下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不得不退居二线，不再干预经济工作。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领导下，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务实派中共党人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地“坚决退够、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一定好转。中国农民开始摆脱饿死的困境，过上了半饥半饱的生活。毛泽东按捺不住，又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他失去的权力。1962年，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耸人听闻的口号。然而，他还是无法动摇刘少奇盘根错节的权力基础。于是，在1966年，毛泽东孤注一掷，采取了任何封建主和帝王都不敢使用的下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搞乱全国，从下至上地推翻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重新建立他个人的封建王朝。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在北大蹲点的妻子曹一欧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伙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共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攻击北京市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领导人宋硕、陆平、彭佩云是“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正在南方巡游的毛泽东在5月31日接到康生送来的报告，看准了这是他搞乱全国、夺回权力的突破口，欣喜若狂地在电话中对康生说：“５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他指示康生在6月1日晚上8点半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送他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和指挥下，大字报的狂飙随即席卷全国，形成了大字报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在此高潮中，大字报再次助纣为虐，帮助毛泽东搞乱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无数侥幸逃过1957年大字报史第一个高潮的中国知识分子罹难，同时也树立了毛泽东的个人绝对权威。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认为打倒刘少奇的时机已经成熟，于8月5日公然发难，用铅笔在６月２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空白处写了几十个字。在秘书徐业夫誊清以后，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它根本没有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与大字报毫无关系，毛泽东故意把它称为“大字报”。这充分表达了他在1957年春天和和1966年夏天接连两次尝到大字报的甜头以后，对大字报有多么深厚的浓情蜜意。
毛泽东利用大字报运动群众，打倒了刘少奇和他的所有政敌，夺回了他的个人权力，建立了他个人的独裁专制体制。他十分得意地总结过大字报的“丰功伟绩”，“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对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他说的“揭发黑暗面”是假，打倒政敌、夺回权力是真。
为了对大字报论功行赏，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授意他的党和他的举手代表们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增加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从而把“四大”──实际上就是大字报──堂而皇之地列进了宪法条文。
三、邓小平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大字报先利用后镇压
毛泽东长达二十七年的倒行逆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976年4月清明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由南京首先发难，全国人民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名，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全国各地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宣布“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的毛泽东“忘记”了他在一年前刚刚给予人民的“四大”宪法权利，在4月5日残酷地把“四•五运动”镇压了下去。
当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随后的被捕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转机。但是，毛泽东在生命危浅之际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人民忍无可忍了。于中共的“默许”之下，在西单的一堵长长的砖墙上，贴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反对“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与此同时，各种民办刊物也应运而生，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而呐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充分利用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在官方媒体“党的喉舌”上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与民间的大字报遥相呼应、互相支持，终于把华国锋赶下台，夺取了最高权力。
权力一旦到手，邓小平就变脸了。他无法再忍受人民的民主诉求，因为民主诉求是一党专制的“天敌”。民刊很快受到了全面取缔，民运活动人士几乎一网打尽。对人民发声的最后手段──大字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毛泽东运动群众，以大字报攻击政敌，使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吃尽了苦头。所以，在利用大字报所表达的民意挤垮华国锋、重新获得最高权力以后，取消大字报就成了邓小平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
这时的邓小平显然已经忘记了在华国锋下台前他所做过的支持民主墙的多次讲话。他更加不记得在1957年“反右”斗争胜利后，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那次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这些话当作是他在为毛泽东捧臭脚。这应该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作为“反右”斗争的总指挥，他当时只尝到了大字报的甜头，还没有吃过大字报的苦头。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同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为期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是重要议题之一。这些人大常委中的许多人对“四大”的“危害”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他们仍然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其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
杨秀峰完全回避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宪法中明确写明的“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仅仅存在于纸上。它们是中共专制政权装潢门面的旗幡，欺世盗名的谎言，掩盖丑行的遮羞布。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自由。杨秀峰的另外三条理由“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等则更加不值一驳。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结语
毛泽东提倡“四大”并用“四大”来厉行镇压，邓小平利用“四大”之后再取消“四大”，表现不同，思想基础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他们个人的权力。在报刊杂志都是‘党的喉舌’，民意代表都是党的代表，人民没有任何发声手段的情况下，大字报将是人民不得已的和最后的舆论手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造反派就曾在紧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岁月里，在批判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下，用大字报揭露批判过一些共产党官僚即所谓“走资派”的丑恶嘴脸，尽管这些“走资派”必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准或同意揭露批判的。
日本人把“四大”翻译成“自由地发表意见”。应该说，他们译得很准确。所谓“四大”实际上就是容许人民用大字报的形式，绕开官方对媒体的严密封锁和对民意代表的严格管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取消“四大”实际上就取缔了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人民要自由地发表意见的最后手段，就等同于绝对禁止自由地发表意见。因此，我们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绝对不能放弃使用大字报的权利，听任当权者割断我们的微弱而无奈的发声器官。虽然当代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共产党一定会割断它，我们也绝不能放弃。
目前，网际网路已经充分普及，国内上网人数已经高达一亿以上。我们应该跟上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将人民自己的“一大”──往墙上贴大字报，提高为现代化的“一大”──往网上贴文章，从而在报刊杂志都是“党的喉舌”，民意代表都是党的代表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创造言论自由的环境，直至最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一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