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4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毁灭而告终。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得到了不受制于人的、独立自主发展的广阔空间的可能性。然而国家复杂的内部环境对此产生了阻碍。事实上，当时存在着两个政权：一个由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另一个由中共领导。二者的长期对立导致了国内战争。
中国国内战争（1946-1950）
美国政府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并千方百计给他以帮助。1945年，它给了（蒋介石）接受部署在中国的日本军队投降的机会。日军有成千上万门火炮以及成百上千的坦克、飞机、战舰，这些都被用来武装蒋介石的军队。有了这样的支持，国民党有根据期望能够成功地在全中国范围内掌握政权。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号召解放区人民展开对国民党的斗争。它（中共）向苏联政府求助。我国政府尽一切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其第一个步骤是将苏联军队1945年击溃关东军之后缴获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后来又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转交了一部分苏联武器。
在满洲里，苏联指挥人员协助创建了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基地。在这里，依靠苏联军队的战斗经验，在苏联顾问和教官们帮助下，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支顽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它能够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作战任务。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苏联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撤离之后，继续给抗击国民党的民主军队以帮助。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对军队的要求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加强军事援助。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中国派出军事专家。很快，军事总顾问和他的助手们来到了北京。1949年10月初，专家们开始工作，着手创建若干六年制技术学校。截至1949年12月末，共计有超过1000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工作。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短暂的期限内，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飞行员、坦克手、炮兵、步兵…
当国民党用空袭来威胁中国解放区的一些和平城市的时候，苏联专家们积极参加了击退来犯敌军的战斗。为此，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原注：1950年2月），组建苏联军事联队，参加上海防空保卫战。在上海率领防空苏联军事联队的是著名的苏联将领、未来的苏联元帅П.Ф.巴季茨基中将。
附注：
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巴季茨基 П.Ф.Батицкий （1910.6.27 – 1984.2.17）是苏共党员（1938）、苏联英雄（1965）、苏联元帅（1968）。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苏共中央委员（1962）、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
卫国战争期间任师长、军长。1965-1966年任第一副总参谋长，1966-1978年任国土防空军总司令。
联队的副司令员是：С.В.斯柳萨列夫（Слюсарев）中将，负责空军； С.Л.斯皮里多诺夫（Спиридонов）上校，负责高射炮，他同时还指挥第52高射炮师。（译者注：原文如此。 苏军一个高射炮师有多少门炮？）
在最初一系列以国民党飞行员失败而告终的空战之后，敌人的空袭行动减少了。对上海及其郊区的袭击终止了。敌人将主要的（空中）力量集中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为截击敌机、掩护上海机场和其它目标，苏联空军部队先后共计升空238架次。
除此之外，苏联专家还指导中国军队中的优秀人员在作战环境中的行动，并从1950年8月1日起指导中国军人掌握苏联防空技术。
1950年10月，上海的全套防空系统移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苏联军队及（飞行）编队撤出，回到祖国，其中一部分编组成歼击航空兵第64军，负责掩护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北部的部队和战略目标。
1946-1950年，苏联军人、苏联专家在中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期间，共有936人牺牲或因伤病而死。其中包括：军官155人，军士216人，士兵521人，文职专家44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阵亡的苏联国际主义战士的坟墓得到了细心的关爱，保存完好。
1950年苏联空军保卫上海天空与国民党正面作战
作者：斯皮里多诺夫 编译：彭华
1950年3月初，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命空军加强对上海地区的空中袭击，给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造成混乱。形势紧迫，新中国政府转而求助于苏联政府，希望能帮忙化解这一危局。
上海解放以后，蒋介石及残部逃到了台湾岛，但其部分人马仍固守上海东南60公里处的高地和各沿海岛屿。国民党空军在这些地方拥有两座飞机场，可供战斗机和侦察机起降，而在台湾岛还部署有中型和重型轰炸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上海和江苏省仍旧是一个临战地区，由于有美国专家和教官在背后撑腰，国民党的飞机仍在该地区猖獗了好一阵子。
1950年3月初，蒋介石命空军加强对上海地区的空中侦察，然后开始不分昼夜地对该市重要设施实施系统轰炸，空袭目标包括市内发电厂、通信枢纽、电台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时的居民已达600万人，也是整个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蒋介石及美国的阴险企图是，通过对该地区的空袭，造成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混乱。
这一阴谋在一段间内得逞了。凭借一时的空中优势，肆无忌惮的敌机在上海制造了恐慌，迫使上海一些企业、工厂和商店关门歇业，造成市内供应短缺，物价飞涨，投机盛行。在这样复杂而迫切的形势下，新中国政府转而求助于苏联政府，希望能帮忙化解这一危局。
奉命出征
1950年2月12日傍晚，在我指挥的高炮师师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 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高级副官在电话里说，首长要我立即赶往军区司令部。我一路快马加鞭，在夜里十一点整走进了基里尔&8226;莫斯卡连科司令员的办公室。司令员命人叫来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将军，并当着他的面问我：“斯皮里多诺夫同志，对于前往中国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你是怎么看的？”
我在此前就早已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和毛泽东正在举行谈判，对中国开展军事援助是商讨的首要议题。对情况了如指掌的我便开口说道：我认为前往中国是正确的，如果需要我投票，那么我一定赞成。当感到上边已对此事做出了决断，我就不放心地问：“把我的高炮师交给谁管？”
为前往中国执行防空任务，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个防空集群，由巴季茨基中将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关于我的任命，命令中是这样描述的：“任命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52高炮师师长，并将该师并入负责上海高炮防空事务的防空集群。”
我们这个防空集群的任务是，火速向中国军事指挥部提供城市防空支援，首当其冲的为上海和江苏，以阻止国民党空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猖狂空袭。这个防空集群汇入了各类部队，既有歼击机、防空火炮和探照灯，也有无线电技术装备和后勤部队。当然，此次出国作战的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派出的指挥员也都是莫斯科防空军区最优秀的军官。
2月16日寒冷的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机场，我们这一行人在一架飞机前集合完毕。莫斯卡连科司令专程驱车赶来送行，在简短的临别赠言之后，我们就挥别登上了飞机。我们的飞行路线是：莫斯科－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哈尔滨－北京。
我们在飞机上个个情绪高昂，在清凉的机舱里热烈地交谈起来，回忆着件件往事，并慢慢谈到了莫斯科防空的话题。大家一致认为，对于1941年至1942年莫斯科反击纳粹空袭的经验，现在对组织上海防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启程后的第二天，我们已经置身中国领土之上。飞机徐徐降落在有苏联轰炸机驻扎的哈尔滨机场，驻守那里的苏联战友前来迎接，并与我们热情地握手问候，晚上还一同共进晚餐。在对飞机进行检查维护后，我们这架飞机再次升空，直飞北京。
与朱德陈毅共商空防事宜
1950年2月17日上午，我们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同志非常热烈的欢迎，并住进了北京一家最好的旅馆。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中国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不论是机场欢迎仪式，还是住宿和伙食，一切都安排得十分细致周到。就在抵达北京的当天，我们就拜会了朱德、周恩来，并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副总参谋长。
在到达北京那天，我们先是到苏联大使馆听取了国外工作要求。大使告诫我们，在与中国同志和百姓打交道时，要尊重他们国家的传统和风俗。从使馆出来后，我们就径直去拜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我们被告知，由于蒋介石及美国制定了疯狂的入侵计划，苏军在中国的行动将复杂而艰巨。巴季茨基将军向朱德介绍了苏联防空集群的任务，并向他通报了苏军的编制实力和武器装备情况。在结束发言时，巴季茨基胸有成竹地表示：“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的空防将万无一失。”经过双方初步协商，粗略的上海防空计划就在会谈中敲定。
次日，我们动身飞往石头城南京。此地集结着规模庞大的解放军作战集群，华东军区司令部和后勤机关也都设于此处。当时粟裕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我们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奔他那里。在与我们的谈话中，身经百战的粟裕果真显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其对形势的判断清晰精准而有说服力。他详细剖析了蒋介石军队的现状，其人员编制及战斗力，以及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援助。以既不夸张也不保守的态度，他描述了手下部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情况，并向我们介绍了解放沿海小岛的战果，还暗示正准备发起渡海战役，攻打台湾。
2月19日15时，苏军高级指挥员抵达上海后，与华东军区最高首长陈毅司令员举行会晤，从而拉开了上海防空组织工作的序幕。他着重讲解了我们最感兴趣的内容：华东军区动用了哪些兵力和装备保卫上海的蓝天，对轰炸机来说这座城市有哪些特点，最需要保护的重要工业区和运输枢纽是如何分布的。
为了尽快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开始着手选址工作，以安顿所辖部队指挥部的人员和设备。中国同志向我推荐了上海郊区的几处地方，我就去这些地方详细察看了地形。中方派了一名王同志来我处协助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王同志是一位精力充沛、雷厉风行的指挥员，那段时间他和我形影不离，我就是通过他与陈毅保持联系。对情况仔细推敲和评估后，我亲自向华东军区司令进行了汇报，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得到陈毅的肯定之后，全部计划开始步入实施阶段。
新型喷气式战机蓄势迎敌
按照双方共同制定的计划，上海的空防事务由两国共同承担。中国军队派出的兵力有：三个中口径高炮团，各团均配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PUAZO-3型火控仪和测距仪；一个小口径高炮团，配备苏制37毫米火炮。他们全都被部署在火力阵地上。
苏联政府采取迅速果断措施，为中国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向那里火速派遣了先进完好的作战飞机和雷达设备。苏联方面派出的兵力如下：两个歼击机团，一个混成轰炸机团；地面部队有第52高炮师、一个防空探照灯团和一个空军无线电技术营，它们将分乘两列火车开赴战区，一列由莫斯科开出，而另一列则从大连启程。
2月25日，第一趟专列驶入上海，随车抵达的是空军地勤营。陈毅司令员亲自带领一大批中国军人来到车站，并带去了1500辆汽车。马卡罗夫上校的歼击机团有45架拉－11，他们随后从大连机场起飞，飞越渤海湾，经青岛抵达徐州，在短暂停留后到达上海。在谢苗诺夫上校的指挥下，沿上述大连至上海的路线，一个有30架图－2和30架伊尔－10的混成轰炸机团也及时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帕什科夫上校的精锐飞行团也从莫斯科经铁路抵达徐州。在1950年，苏联空军刚刚开始配备喷气机，帕什科夫团是苏联首个将米格－15投入实战的部队。
随着各部队的陆续就位，紧张的备战整训开始了，其中中国军队各炮团的训练和指挥备受重视。在翻译的帮助下，我的副手格尔曼上校和第52高炮师的参谋们付出巨大努力，对中国炮兵开展了战前集训。我手下的这些军官与中国炮兵指挥员建立了良好关系，对中方作战装备进行了彻底调试，对炮兵进行了瞄准和火力拦截训练，并让他们实现了与探照灯和歼击机的默契配合。
防空网建立之前，国民党空军飞机每每从台湾机场起飞，可以肆无忌惮地进犯中国东部领空，几乎没有遇到过对手。我们目睹这一切，密切地进行着观察，并研究其飞行方向和飞行特点。在通常情况下，蒋军在空袭时只派单一机型出战，只有两三架飞机。它们每个星期要来袭扰两到四次，主要时间集中在白天。当时中国炮兵的射击水平还很差，总是无法击中敌机，炮弹爆炸的位置离目标很远。
得知苏联歼击机已经进驻中国，并从上海机场起飞和训飞，故而从4月份起，蒋介石空军的行动变得谨慎了许多。需要指出一点，蒋介石空军的人数并不算多，也谈不上训练有素。轰炸机虽是美国提供的先进飞机，但通过空中交手后得知，其飞行员的战斗素质实在糟糕。
到1950年3月底，上海市的防空体系已经组建完毕，各防空指挥所都已进入作战值班状态。官兵们此刻个个摩拳擦掌，静待国民党飞机来犯，好在实战中一显身手。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敌空军的威胁并算不太大，保卫上海天空的任务也不算复杂。
从1950年4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我们的歼击机起飞50多次，但开火开炮的主要还是防空高炮。从4月到10月，上海的防空火力击毁国民党轰炸机三架，击伤两架，还有两架自动飞过来投诚。就这样，上海的新防空体系显示了神威，让国民党飞机领教了厉害。蒋介石手下的飞行员从此变得格外小心，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张狂地频繁出击，而是乖乖地龟缩在老巢不出来了。
上海空战的精彩瞬间
4月的一个早晨，一架B-26双引擎轰炸机窜至徐州机场附近，当见到机场上空的米格－15飞机后，B-26急忙调转方向，以最大速度向台湾方向逃窜。但苏联飞行员一直追到黄海边，将其击落在连云港地区，四名国民党机组人员全部丧身。
次日，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另一架B-26侦察机又窜至徐州机场上空，苏联飞行员一出手就将其击中，但它仍燃烧着冲向停在机场边缘的米格－15机群。然而，当国民党飞行员清醒过来后，他迅速调转动机头，在远离机场300-500米的土地上强行着陆。只见三名机组人员匆忙跳出着火的飞机，不顾一切地朝树林里跑。两三分钟以后，轰炸机发生了爆炸。
飞行员被抓住后，他们在审讯中交待，基地内有美国顾问和教官，因时刻担心解放军进攻台湾，国民党官兵士气十分低落。国民党飞行员们还说，他们飞大陆是被迫的，否则他们的家人必将受到牵连。因为昨天的侦察机没有返回基地，他们就被派来寻找下落，并对徐州机场实施侦察，以搞清部署于此处飞机的型号和数量。因机上射手兼报务员在空战中当场毙命，所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将侦察结果报告台湾。
接连损失两架轰炸机后，国民党飞机的空袭暂停了约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几座翻修的旧机场和新近修建的机场都投入了使用，上海地区集结的米格－15新式喷气战斗机已达45架。
4月21日上午，从空情观通总站传来信息，有两架敌机正朝上海方向逼近，飞行高度为4500米。按照巴季茨基将军下达的命令，苏军两架米格－15紧急升空拦截，各负责跟踪一个目标。见我歼击机渐渐逼近，敌一架В-26轰炸机迅速调头，仓皇向台湾本机场方向逃去。但第二架В-26却继续径直向前飞，丝毫没有改变航向和高度。只见这架飞机轻轻晃动着机翼，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发出了如下含义的信号：“我找你来了。”
在我们飞行员护送下，这架国民党轰炸机降落在上海的一座机场。后来得知，像这样的驾机投诚事件并非第一次。在向解放军投诚的时候，国民党飞行员最初是采用弃机跳降的方式，后来又有人用链子把自己绑在座椅上，如同负荆请罪一般。
5月初的一天，预警部队在漆黑的夜里锁定了两个空中目标，其飞行线路为上海方向。而在更远一些的夜空中，又发现几个目标在向前移动。机场上顿时警报大作，8架米格－15夜间战斗机急速升空。地面同时还有几架战机做好了战斗准备，飞行员都坐在驾驶舱内随时待命。当目标进入光照区域后，防空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探照灯顿时将两架轰炸机照得浑身通亮，成了给米格－15端上的两盘下酒菜。
大队长申卡连科驾机靠近敌机，并用37毫米机炮和机枪同时开火。由于米格速度太快，他的飞机眼看就要贴上敌机，但他并不慌张，从容而迅速地放下起落架和机翼，使两机拉开了一定距离。等他再次进行第二轮射击时，他的炮口几乎抵在轰炸机的屁股上，算得上是真正的抵近射击。结果敌轰炸机中弹爆炸，机身被炸得粉碎，碎片飘得满天都是。另一架轰炸机也被另两架米格击落，其余敌机见状被吓得乱作一团，一溜烟地朝台湾方向逃去。
6月一天的夜晚，一架В-26轰炸机出现在距上海160－170公里的地方，苏军无线电预警设备紧紧锁定了这一目标，随后地面探照灯也对其进行了跟踪照射。接到敌情通报后，两个米格－15双机编队升空拦截。在地面探照灯的帮助下，其中一架米格咬住了被照亮的目标，并向其步步进逼。
与此同时，地面高炮兵也发现并锁定了这个空中目标，并对其开炮射击。刹那间，一发发闪光的炮弹腾空而起，在敌轰炸机和我歼击机附近炸开了花。值得庆幸的是，只有敌轰炸机被击中，而我歼击机被放了过去。敌人的轰炸机被击中后，中国高炮兵怕它逃掉，对着已经下坠的飞机又是一通猛打。怀着炽烈的战斗激情，他们将这架В-26击落在上海北部一带。
8月初的一天下午，巴季茨基将军与几位副手一起去拜访华东军区司令员，而由我和亚库申上校留在指挥所负责指挥。亚库申是一位性情温和、老成持重的空军指挥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他1937年曾参加过西班牙的空战，卫国战争爆发时任第6歼击机军副军长，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在来上海之前，他担任着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接到防空警报后，亚库申立即命令一对米格－15升空。在10到12分钟之内，两架米格顺利找到了目标，将来犯的一架敌机击落在上海外围135公里处，两名敌机飞行员跳伞逃生。
我到过各炮连火力阵地，曾经赶上高炮齐鸣还击敌机的时刻，亲眼目睹了中国炮兵全力以赴的作战场面。7月的一天，凭借浓密云层的掩护，一架敌机向上海偷偷摸来。发现目标后，高射炮群一起开火，竖起了一道强大的空中火网。这架敌轰炸机见势不妙，急忙调转机头，落荒而逃。
完成防空任务回国
国民党飞机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对上海这个设防城市的空袭就完全停止了。在防空作战过程中，防空部队指挥体系得到了完善，各部队的作战水平有所提高。而在作战的间隙，部队几乎每天都要拿出3－4个小时，用于学习、训练和演习。从4月直到10月，各指挥所和防空部队90次进入一级战备，其中近一半是以训练为目的。与此同时，就上海防空的组织指挥和设备问题，我们对中国干部展开了培训，还教他们如何操作技术装备。
到了1950年9月，巴季茨基将军被召回莫斯科，就任苏联空军总参谋长，他在上海的职务则由副手斯柳萨列夫将军接任。斯柳萨列夫将军是一位老练的空军指挥员，性格平易近人，来中国前在后贝加尔军区担任第12空军集团军司令。在他上任不久，莫斯科在10月初发来指示，要求加紧培训中国同志，以便向中国空军和防空司令部移交作战装备和整个防空系统。
不久，苏联向上海又新补充了一批轰炸机和强击机。这些新来的苏联战机一现身，就立即在蒋介石的部队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至此，这一地区的全部军事行动实际上都已结束，无论是陆上、海上还是空中。
除对中国防空高炮部队进行培训外，苏联飞行员短时间内为中国同志培养了一批喷气式歼击机、轰炸机和强击机飞行员，让他们学到了空战技巧，以及在白天、夜晚及复杂气情况下的飞行技能。到1953年11月中旬，中国人员的培训工作顺利完成。武器移交开始后，按中国领导的要求，上海防空指挥所迁移到了他们指定的地点。为检验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收尾验收时举行了首长司令部演习，而且非常成功。
中国同志全面接手防空阵地后，我们便收拾行装打道回府。我们临行前，中国同志极其真挚热烈地前来送行。在举行的群众欢送集会上，我们被授予特制的“保卫上海”奖章。感觉任务已光荣圆满地完成，我们心满意足地启程了。当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传来阵阵欢呼：“友谊万岁！友谊万岁!我们是兄弟！”
文章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