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6日讯】提及汉武帝，每一名中国人的内心都难以平静，那是中国人自豪的年代，那是让中华文明远播四海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人们自然会想起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几十万大军在朔风中横绝大漠，致使匈奴北遁，一扫西汉建立以来的颓势，从此“不教胡马度阴山”，那是何等地荡气回肠与激动人心。那又是何等的强势与威仪。然而在背后，那些所消耗的钱粮也是巨大的，仅七次出击匈奴，就先后共动员了上百万人次的军队出征，二三百万人的民夫运输兵器盔甲和粮饷。
在战斗中，汉军也损失了十余万士兵和二三十万匹战马。奖赏斩杀敌人首级的将士的赏金，动辄数十万斤黄金 。据史书“西汉中央政府的财政承受住了“岁费凡百余巨万”的巨额支出（巨万：指万万，即一亿）”。而提供这些钱粮供应的人“桑弘羊”，却是汉帝国史书上寥寥几笔带过的人物，正是，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桑弘羊”，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中，担任大司农等职期间运筹帷幄，保证了财政供给，有效支援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然而，历史仿佛在和这样一位名垂青史的关键人物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汉书》不为其立传；司马光痛斥其“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在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苏辙谓其“法术不正”，“民受其病”；苏轼说得更为尖刻：“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东坡志林》卷5），还把《史记》论及商鞅和桑弘羊之功作为太史公“二大罪”。
可以说桑弘羊生前死后却被当成“言利小人”和“聚敛之臣”的典型而饱受非议。与卫青、霍去病等名垂史册，受万世膜拜成为鲜明的对比。究竟桑弘羊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竟然招致如此怨毒苛严的诟病与訾议呢？到底桑弘羊做过什么，让千秋史书无法为其立传评说？迷一样的桑弘羊到底含隐藏什么样的事情，让后世至今无法解开他那神秘的面纱来解读他那传奇般的故事。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出身洛阳商人家庭。因为有心算的特长，十三岁就担任了侍中，开始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三十三岁时，与东郭咸阳、孔仅“三人言利析秋毫” ，对经济的分析十分深刻，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刘彻执掌大权之后，强化中央集权，“廓土斥境”，尤其一改父祖先例，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
如此全方位的革新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天下费多，财用益屈”，一时“财赂衰耗而不赡”，财政危机逐渐显现。解决山穷水尽的困窘财政成了汉武帝君臣的燃眉之急，而以前的“卖爵赎罪”等做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向日益困窘的百姓增加赋税也非“久安长治”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桑弘羊建议或者直接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广开财路的经济政策。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为搜粟都尉，同时兼任大农令,掌管全国的租税财政。
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著名的经济改革，汉初“开山海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直接减少了国家收入，在政治上对于西汉王朝的稳定也十分不利。桑弘羊力主实行盐铁官营，禁止私卖私铸“尽管天下盐铁”。尽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产量和销售大幅增加，为汉庭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也使得这一措施成为巩固边防、抗御匈奴的主要经济保证。
同时，为了抑制豪商大贾与贵族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增加政府收入，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和平准之法。设置掌管运输的均输官和管理物价的平准官，各地向均输官交纳贡物折价和运费，然后由均输官和平准官在低价地方购买商品运往京师或高价地区销售。
可以说官府“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与贵族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减轻了百姓远道贡赋的负担，打击了地方富商与贵族控制社会的实力，有效的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同时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为西汉王朝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从此货物源源不断的充实了边防物资供应。
而改革币制也是桑弘羊经济改革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项改革。汉庭建立之初，由于法令政令不通，私铸之风盛行，造成货币使用混乱，由此带来的物价暴涨的现象日趋严重。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诏采纳桑弘羊建议，整顿币制，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
新铸的三官钱（后世亦称五铢钱）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民间私铸流弊，币制归于统一，五铢钱也为后世长期沿用。此外，桑弘羊还推行酒类、专卖经营公田、等等举措，不但改善中央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同时也对开发边疆亦有其重要。
综观桑弘羊一生从政六十年（一直到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被杀为止），对汉武帝在经济政策决策的影响是深远，而桑弘羊本身在西汉社会经济中更是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广开财源，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并打击豪强巨室的力量；而其最直接的目的就在于为旷日持久的汉匈对决提供经济保障，正如史书中记载“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
这些措施都收到预期效果，正是，有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汉武帝“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大汉帝国亦因此才能将抗御匈奴的战略方针进行到底。汉武帝“文治武功”，正是桑弘羊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为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桑弘羊可谓汉武帝“兴造”各项功业的得力助手，其功并不在卫青、霍去病之下。然而，尽管“弘羊榷利而国用足”，但是他公然挑战并违背了儒家思想中的“讳言财利”、反对“与民争利”的传统信条，因而受到当时以及后世诸多儒生的诋毁。
特别是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建立在打击和限制权贵豪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禁富贾之“溢羡”，扼豪民之“利途”，必然招致猛烈攻击和陷害。经历了盐铁会议上唇枪舌剑的较量后，桑弘羊逐渐失势，最终在与豪强外戚的政治斗争中落得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而历代王朝对其政策的效法，同样堵塞了众多人等的滚滚财源，于是对他的仇视和指摘便不绝于史了。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桑弘羊”这样一位人物生前生后，招致如此怨毒苛严的诟病与訾议，使得千秋史书无法为其立传评说。而他那份神秘面纱与他那传奇的故事，随着汉帝国的落日余晖，日趋暗淡终究成为了汉帝国史书遗忘的人物。
文章来源：新三才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