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9日讯】（接第82期）
8月9日是谷开来案件开审之日，虽然有挺薄熙来的左派网民呼吁组团往合肥声援，但从公布的谷开来受审罪名来看，政治权斗与意识形态纷争的色彩从表面上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由此带出一个问题： 90年代末期开始崛起的新左派，是否会在薄熙来失势之后淡出中国政治舞台？
我的看法是不会。因为新左派最初是借助于权力的呵护而窜红，直到2010年中国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由一些高官出面否定了“中国模式”之后，这个团队才投靠左派的“精神首都”重庆。老左与新左试图以重庆为基地，实践所谓“社会主义3.0版本”。重庆薄督虽然政治上失利，但中国政治对左派与新左派的政治需要仍然强劲，这种需要就是：资源等财产公有化，政治权力私人化。左派阵营的理论家们炮制的理论正好迎合这种需要。
中国的权势集团为何喜欢新左派
法兰克福学派成了欧洲生产“新左派”的梦幻工厂。但这一理论到了中国，除了留下反全球化（美国是全球化的提倡者）与批判资本主义这一特点之外，作为其灵魂的主体精神，即对权力保持距离与批判的态度却完全被抛弃。
21世纪零年代新左派与左派无论是话语权与影响面，都在日益扩大，自由主义也确实在式微，但这不是两者公平较量的结果，而是权力的强干预与利益诱导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台湾《思想》杂志2011年第16期发表了一篇由王超华与陈宜中对大陆知识分子许纪霖的访谈。许纪霖说：“我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从理论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胜，自由派大败。为什么这样说？汪晖如今已经国际化了，国外都想听听来自中国的不同声音。但自由派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
我认为这段陈述存在事实上的判断错误。
首先，新左派在理论上全胜，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因为新左派的理论根本不是在争论中壮大的，而是借助于红顶子的介入，利用理论警察扫清对手。每当自由派冒头，当局就用各种方法加以扫除，包括禁言、打压领军人物等等，并为新左派留下充足的批驳自由派的言论空间。许纪霖虽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他显然将这一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做了轻描淡写的“技术处理”。
其次，认为“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理论已经国际化”了，也是误判，夸大了新左派这一书斋理论对社会思潮的实际影响。一方面，许纪霖忽视了新左理论在国际社会也处于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另一方面，汪晖本身的理论主要是译说，用一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既非他对中国现实有独特的理论解释，也非他对新左理论的创新。欧洲的新左派之所以看重他在中国的介绍，缘于两点，其一是新左理论在西方本来就是边缘化的理论，读者极少，影响不大。其二是他们对新左的中国变种已经抛弃了新左不与权力合作的精华，其“理论”完全迎合权力的政治需要不太了解——关于这一点，2011年5月我在台湾已经当面与王、陈两位就此交流过，他们表示过去确实对中国新左派有误解，正在重新审视。
“新左派”奉献的理论成果
新左派这些年的最大成果就是崔之元组织人马翻译的所谓《北京共识》〔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研究报告，英文原标题为：The Beijing Consensus，伦敦智库于2004年发表〕。该文宣称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于该文作者的特殊身份与伦敦智库的名声，加上译者与鼓吹者的“海归学者”身份，这一套理论还真哄骗了不少年轻人。
当局默许新左派在中国坐大，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左派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推行全球化战略引致的，这很符合中国政府的政治需要。新左派从“北京共识”发展出“中国模式”，并试图将其推广至全球。对于“中国模式”，除了新左派自我把玩之外，也还得到委内瑞拉查尔斯这类当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情意绵绵的吹捧。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漏洞百出，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论，还是现实都已经证明这套理论经不住推敲。
学界的批评当然不会让新左派放弃为北京当局重构理论基础的雄心，让新左派不再鼓吹“中国模式”的是他们一意逢迎的中国政府。新左派努力构建的“中国模式”理论，本来是为北京量身定做的逢迎之作，对内用来重构政治合法性，对外用作输出价值观。但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美国等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及“对外输出价值观”的担心一天甚似一天，北京由于“内忧”太重，对外不想再为并无足够能力推行的“中国模式”再启争端。2010年12月7日，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了“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说“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继之又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发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斥责国内有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鼓吹“持剑经商”，“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2011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再次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只是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从“崛起”到谦辞“候选老大”的急转弯，虽然是缘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妙，但希望与美国修好的想法表露得非常清楚。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模式”的同时，声明“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
政治嗅觉上，“新左派”倒也不算太笨，他们早就嗅出当局开始对“中国模式”表示冷淡，转身将政治筹码押给了当时被视为中国政坛的明星薄熙来，纷纷去红都重庆朝圣。早在2009年2月，崔之元就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纵横》发表文章“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高度肯定了以唱红打黑为政治主调的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王绍光在其文章中，将中国这一新时期定位为“社会主义3.0”（Socialism 3.0）时期，称这一时期将成为毛泽东时期的“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的继承者。新左派们声称，重庆的经验开启了中国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改革的途径。他们希望将重庆塑造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中心，主要关注消除贫困和振兴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技术。2011年4月30日，新左派的粉丝云集之地乌有之乡红色网友参观重庆公安局举办的打黑除恶展览。人们形容“重庆成为新左派的精神首都”。
在薄熙来从政坛上陨落之后，新左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但他们服务于权力政治的热情丝毫不减，也坚信十八大之后的中国会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无法预测他们将再推出什么“理论”，但我知道，在今日中国“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的时代潮流中，新左派的政治立场永远是支持掌权者加强维稳。他们对于财产公有、权力私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制度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让权势集团采用他们的谋略，哪怕中国重新回归毛时代的黑暗也在所不计。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