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9日讯】【导读】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发动“肃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一）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镇压”，不能用“肃反扩大化”来解释
“肃反扩大化”这个词，是毛泽东的用语。他在1956年《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中写道：斯大林发生一些重大错误之一，就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１月版，第62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肃反扩大化”的提法，代表性的事件是30年代江西苏区大杀“AB团”，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也有“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调子。
在毛泽东1956年采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前一年才在中国进行了所谓“肃反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运动中，各地和各民主党派都反映，肃反中有扩大化的问题。后来查明，“胡风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个大冤案。毛泽东在制造这个冤案时也是心知肚明的。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980年第76号文件）指出：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桩错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因此，凡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第137页）
经过二十五年后的平反说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胡风及各个“骨干分子”，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当时，毛泽东提出“肃反扩大化”这个词，如果按当年大杀“AB团”，“抢救运动”的错误，头年又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但又不认账，不得不以什么“肃反扩大化”来加以掩盖，这又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用意的。
那么，如果按“肃反扩大化”的本意，顾名思义去理解，首先是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肃清，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管范围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确方向下出现的偏差或严重偏差，因此，对运动本身似乎也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正是要你按这个意思去理解。这是他对斯大林“大清洗”罪行历史真相的有意的错误导向。
然而，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决不是这么回事。
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套在斯大林“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的罪行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主持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回应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所说斯大林搞 “大清洗”问题的。而该报告中，根本就没有用过“肃反扩大化”这一概念。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的30年代后的大清洗。赫鲁晓夫报告在这一节里，说 “大规模镇压”至少九次，说“大规模恐怖”至少五次。（这份秘密报告，现在网路上随处都可以查到，如若不信，自己亲自去查）“大规模镇压”、“大规模恐怖”同“肃反运动” 、“肃反扩大化”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
关于苏联的“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见百度网站“大清洗”词条）以莫斯科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为标志，斯大林采取极端恐怖的手段，用大镇压、大清洗、大恐怖运动，消灭政治对手，达到巩固他个人独裁的的目的。
从前苏联到今日的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对这一历史事件，都没有过“肃反扩大化”的提法。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第26页）。这里明确的概念是斯大林的罪行，这和斯大林的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苏联大清洗70周年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普京说：“数百万人的生活被摧毁，有的被枪杀，有被送进劳改营，有的遭受酷刑。”普京说，“通常这些人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不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精英，是民族之花。”
上述可知，普京去的地方，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被害的“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不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精英，是民族之花。”不是什么“反革命”。他也没有说什么“肃反扩大化”。
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沈志华也指出：“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74年兴衰历史》第四部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可见，把“大清洗”、“大镇压”说成是“肃反扩大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在偷换概念，偷天换日，歪曲事物性质。因此，“肃反扩大化”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毛泽东用“肃反扩大化”这个概念写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根据这个意思，又在毛泽东主持下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写道：“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之后，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官方学者都是学唱这个调子。继续不断地歪曲“大清洗”、“大镇压”这一事物的性质。
李慎明说：“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政策也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不能说是斯大林的个人‘指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要的。”李还照搬了1956年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一段说词：“在肃反工用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香港传真》2009-33，2009年6月18日第31、33页）
刘书林的文章中说得更离谱：“为了妖魔化斯大林，又一次提到赫鲁晓夫时代编造和渲染的这样两次审判。其实这样的审判是必要的，它击溃了法西斯的”第五纵队”，为日后的战胜法西斯奠定一组织基础。”（《香港传真》2009-39，2009年7月9日第11页）
李慎明和刘书林的说法，不过是重复毛泽东当年的调子而已。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在当时中国，据李慎之回忆，这个报告的译文曾印成小册子，印有“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八个字，随《参考资料》发到高级干部。在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出售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载有英译文的长篇摘要。（《李慎之文集》第177页）少数知识分子能看懂。对中国的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是保密的。有的单位在向十八级以上干部传达时，极其神秘，只准听，不准记。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既然要让广大群众听你的批判，人家究竟怎么说的，又不让广大群众人知道。到毛泽东死时，这份报告，被批判了二十多年，没有在中国公开出版过。笔者是在三十多年后1988年，从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附录上，才看到的。直到这份报告五十年周年的2006年，才在许多网路上出现。虽然网路上很方便地可以看到，但是，当年对此有点印象的，现今也都七八十岁了，大多数人不会电脑上网，无从看到。年轻人会电脑上网，却对此感兴趣的不多。前苏联都垮台近二十多年了，这件事也过去五十多年了，社会上提起这事的也不多。因此，李慎明、刘书林重复当年毛泽东的调子还能继续忽悠广大干部和群众。刘、李二位，是否认真看过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值得怀疑。否则，就不会说什么“妖魔化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的编造和渲染。”只有那些对赫鲁晓夫这份报告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盲目跟随毛泽东的调子瞎起哄。
毛泽东当年说的这两句话，由于许多令人发指的斯大林罪行没有公布，人们不知道历史真相。由于长期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对他有意隐瞒斯大林罪行而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很少有人去探究。兼之他也说到了“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貌似全面、辩证，着实使许多人奉为经典。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这两方面，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不是讲要抓主要矛盾吗？从毛泽东的整个行文和他的多次讲话来看，把前者看成是主要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动脉义的战士。”这里还把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说成是“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
然而，1988年春夏期间，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宣布：撤销了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判决。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被宣布无罪。后来，又撤消了对托洛茨基的间谍指控，恢复他在革命和内战中应有的地位及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地位。（王康 ：俄罗斯道路 《世纪大讲堂》2006年4月7日晚8∶30—10∶30）
历史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并不是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恰恰相反，他们是列宁的战友。至于跟随他们的各个“分子”，自然也更不是敌人、反革命了。
可见，毛泽东关于“肃反扩大化”的说法，经不住历史和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把“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这两个方面，不分轻重，不分主次平排摆列，就分不清事物的性质。按毛泽东的说法，首先是“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这对于一个革命政权来讲，那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在那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也有错杀了的，也就是“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这样一来，历史上本来事实是斯大林蓄意消灭 “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比他消灭的反革命分子要多得多的事实，变成次要的了。甚至，变成了不得已的，是可以理解的了。这就混淆了事物性质，完全歪曲了历史。
这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诡辩论。毛泽东怎么会陷入了诡辩论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有意混淆是非，把水搅混。淡化斯大林的罪行，为斯大林辩护，也就是为他自己的类似罪行辩护。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大杀AB团，杀了多少同志、战友？他在世时，定下调子“肃反扩大化”，谁也不敢质疑，他一死后，这一说法就被揭露出的事实真相否定了。
李慎明在重复这个调子中比毛泽东还走得远，毛泽东当时还不得不说“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李慎明则说成是“也冤枉了不少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将毛泽东原话中的“许多”变成“不少”了。这不，又给斯大林的罪行减轻了不少。历史是能够任意打扮的么？
（二）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镇压”的性质，镇压的主要对象——党和政府领导人和红军将领，根本就与“肃反”风马牛不相及。
斯大林消灭的是一些什么样人？是反革命？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
被镇压的主要对象——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然是党和政府领导人，红军将领。（详见附录二）
第一，“大清洗”的对象原主要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老革命家，党的高层领导人。
譬如，被称为“胜利者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 1966名代表中有 11 08名代表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这样大规模消灭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解释为“肃反扩大化”呢？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是同党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所谓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党内意见分歧，这些与斯大林意见不同的都是十月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20年代的三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即1923-1926年同托洛茨基（红军缔造者、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的斗争；1925－1927年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任主席）、加米涅夫（苏维埃俄国第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新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年同布哈林（俄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著名革命家、著名理论家、《真理报》主编）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斗争，或称“反右倾斗争”，在30年代的“镇压运动”中，这些与斯大林意见分歧者，都被当作反革命、帝国主义间谍处决了。
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1936年开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审判案，有八万多人被卷入到这个案件里面来成为牺牲品。1937年，仅仅一年之后，开始了皮达科夫、拉狄克的审判案，有三十几万人做了牺牲品。1938年就是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审判案，有三百多万人做了这个审判案的替罪羊。这个审判案消灭了哪些人呢？托洛茨基 布哈林 季诺维也夫 李可夫
第一是列宁近卫军，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除了列宁之外全部被处决。然后就是列宁生前参加过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这里边的27名中央委员，20名被枪决。然后就是列宁死之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这里边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了斯大林本人后来健在之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皮达科夫、布哈林全部被枪毙。列宁生前的所谓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最有学识的一个政府，第一届苏维埃人民政府的9名人民委员，除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过早病逝之外，其它7名人员，除了斯大林之外全部被枪毙掉。
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着，晨曦、李荫寰、关益译：《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页）
爱德华·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闻》一书中写道；斯大林在世的1938年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他的《新约》，是神人斯大林的降临史，同时也是一部戏剧。消灭了党的领导人——暗藏的叛徒和间谍在这部剧中受到诅咒。”（《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488页）
亚·尼·雅科夫列夫在1956年听了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后写道：“报告的字字句句道出了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反人民的罪孽和暴行。”（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21页）
第二，主要是红军高级将领。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有75人被枪决。其中，在第一批授衔的5个元帅中，有３个（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加仑）、叶弋罗夫），4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3人（相当于大将），12名二级集团军司令中的全部（相当于上将）被处决。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4名海军一级和二级最高指挥员中的全部。6名一级海军指挥员中的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的9名，17名一、二级政治委员中的全部被处决。28名集团军级政治委员中的25人，97名师政委中的79人被处决。总计在红军中有一半以上的军官——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关进监狱。另外，1937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
在这场屠杀中罹难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除了战功卓著以外，还是一个拥有敏锐的战略思维和目光的卓越统帅，他不同于布琼尼的骑兵式的勇敢，也不同于伏罗希洛夫的政治元帅。在二战开始前的岁月中，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认为是伏龙芝逝世后苏联军事科学工作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德国的古德里安上将，法国的戴布柳赫尔（加仑）元帅，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叶弋罗夫元帅 戴高乐将军等人一样，清晰地认识到了技术革命给战争的方式带来了巨大的革命。他主张实现军队的机械化，发展航空兵和坦克力量，试验了空降作战、坦克突破、步炮协同等多兵种协同作战和大纵深战役，其很多观点都在二战的实践所验证，但他却无缘见到自己理论的实现。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罹难也使得苏军的机械化编制体系推迟，苏联是世界上最早编制坦克军的，但随着元帅的罹难，坦克军被解散。
斯大林对于军队的清洗起源于德国党卫队制造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对斯大林不忠的假情报，当然也有说法是斯大林不需要德国人的情报，需要的只是一个对军队清洗的借口。
和元帅一起罹难的还有曾任基辅军区司令的亚基尔，被朱可夫元帅视为良师的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波列维奇，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普马科夫，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红军中央机关部部长费尔曼、集团军司令曾任驻日本、德国、英国武官的普特纳。这是一批战功显赫的将军，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轮到的是布柳赫尔元帅和叶戈罗夫元帅。而更可悲的是布柳赫尔元帅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由于在苏联军内和军外都拥有崇高的威望，根本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审理，甚至在被秘密处决后，斯大林都不敢公开这一消息，而叶戈罗夫元帅在1938年底被解除职务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既没有任何的指控，也没有任何的审判，就永远的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三）斯大林等人亲自签署处决令
“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在《俄国出版百万政治受难者光碟》中说：一百三十万政治受难者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
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克拉雅诺斯克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六千六万人。”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列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六千六万人，比杀死此数的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整个枪决这些人犯、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程序简单得很。比如1937年的2月4号，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这4个人，他们签署了12份文件，一天，这12份文件里面要处决2976人。然后过了一天，1937年的2月5号，他们又签署了13份文件，这13份文件要处决3661人。到了3月份，他们又签了几份文件，这几份文件又是更多的人。他们一签这个字，就是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没有了。《苏维埃的兴亡》第十集《大清洗》
（四）所谓“罪行” “纯系捏造”
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杀人，有什么证据没有呢？没有。对此，莫洛托夫作了回答：“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犯了罪，他们是敌人，还需要什么罪证！”（《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482页）这话就像“四人帮”的军师康生说的，“看你这样子就像叛徒”一样。就是说，只要看你不顺眼，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把你抓起来。接着就是刑讯逼供，需要什么罪状都可制造出来，然后定案，自然就可以明正典刑。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当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监察委员采取驱逐出党这种极端措施的时候，必须召开中央委员全会，全会还应当应当召集所有中央候补委员以及监察委员出席”。“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的人员当中的2/3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驱逐出党。”（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 月版，第769页）
斯大林任意逮捕和判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并把他们开除了党籍，完全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对这些所谓间谍以及破坏分子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加以分析的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全是捏造出来的。以通敌为理由而被逮捕的许多人在残酷的非人道的拷问下供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 月版，第769页）
1988年苏共中央、苏联最高法院查遍了苏联当年的历史档案资料，始终未查得一件证据可以证实那些被判决的政治犯所犯的任何一件罪行。
苏共中央政治局审理这类问题的委员会主席，亚·尼·雅科夫列夫讲：“我阅读了几十万宗案卷，每个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热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国家，但后来都根据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经法庭审理就被枪毙并被抛进地窖或沼泽。”
“委员会工作伊始，就全面研究了30年代后半期进行公审时的局势。这里列出一些案件的名称：‘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苏联盟’、‘托洛茨基军事反苏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莫斯科中心’、 ‘克里姆林宫案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平行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莫斯科反革命组织——工人反对派小组’、‘布哈林学派’、 ‘李可夫学派’……对这些案件的审讯大部分是不公开进行的。”
“这些名单的成千上万人已被枪决。”
“委员会证据确凿地查明，所有“联盟”、“中心”以及其他种种案件纯系捏造，是根据拷打、胁迫、逮捕子女等罪恶方法取得的口供编撰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 1999年8月版第123-124、134页）
有关严酷的刑讯逼供的一段记述：“毒打和鞭笞只是刑讯的开始和进入地狱的前奏。后来搞起著名的车轮战术——侦察员不断换班，而囚犯则日夜不能睡眠。与此同时，对囚犯还是又踹，又打，又侮辱……囚犯会因失眠而变得神志不清，并愿意签署任何东西。这时便让他在侦察员编造的供词上签字。”“此时任何供词都能得到迅速签字。”（《斯大林秘闻——原苏联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97页）
像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情，毛泽东都有批评。邓小平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由于许多人的所谓“罪行” 是破坏法制，捏造出来的，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平反。
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就成立了以什维尔尼克为首的平反委员会，让许多被无辜判刑的人从监狱、古拉格劳改营和流放地回家了。
在弋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24～635页。）
上述种种事实充分说明，斯大林滥杀千百万无辜的滔天罪行，是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根本就不是什么“肃反扩大化”。
还须要了解，“大清洗”发生在 1936年以后，革命政权已经建立近二十年。在国内，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建立了多年，“肃反”的任务早已完成。曾在20年代的党内反对派首领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已经公开承认错误，托洛茨基早被驱逐国外。此时，全国各地并没有以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为代表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事件。有的，只是这些老革命家对斯大林的主张有不同意见。这在党内是完全允许的，也是正常的。
此时，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所有的剥削阶级都已经消灭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狂？这是持“肃反扩大化”观点的人，无法解释清楚的。
兼之，在国际上，30年代中期的苏联，已调整了同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并加入了国联。为什么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列宁的战友，到30年代都成了“人民公敌”的头目，成了反革命了？这又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说：“斯大林所推行的消灭列宁党大部分老干部，枪杀我们最优秀的党、国家的军事干部，涉及几百万各阶层人民的大规模的镇压——这一切已经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罪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为它们辩护。”（《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66页）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