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薄熙来被双开，许多人都认为这足以标志薄已彻底垮台、死路一条了。可是，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被称为“挺薄派”的群体存在着。外界认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以谋取政治权利为动机，却“选错了带头大哥”、如今已骑虎难下的投机者（或称政客）；但其中也有薄熙来治理地区的部分民众，似乎是真心地认为薄熙来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领导”，因而哪怕薄熙来的罪恶已被证实了，也要找出一些自欺欺人的理由来对薄表示同情或支持。
日前，有港媒发表署名评论表示，这些现象除了说明薄本人擅长做戏和笼络人心外，那些不愿正视薄熙来的罪恶而一厢情愿“挺薄”的人，实际上集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这综合症的施加者正是薄熙来，而且薄熙来本人就是一个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薄熙来患上并传播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本质特点，就是在长时间的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下，被害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对随时可以剥夺自己所有权利甚至剥夺自己生命的加害人所偶尔施舍的“恩惠”形成一直扭曲的好感和依赖心。严重者甚至彻底转变成加害者的精神奴隶而为虎作伥。
该评论表示，薄熙来和他的父辈都曾经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走上仕途后，不仅不致力于防止文革灾难的重现，反而对发起文革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毛泽东推崇备至，并在重庆践行其做法，大搞个人崇拜，“制造政治人格化效应”，其行为特征即具有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征。
评论分析认为，重庆市民被薄分割成若干个群体，薄一手“施恩”于市民，给予普通民众一些小恩小惠，另一手制造“红色恐怖”，对一些民营企业者采取极端暴力手段予以打击，同时“控制讯息传递”以谎言和假相来操控民意，完全符合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的所有条件。因而，就算薄在重庆的施恩是属于杀鸡取卵的做法，事实上使重庆市民长期利益受到严重侵犯，重庆市民中部分人还是对薄感恩戴德，“集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评论认为，薄的真实动机是追逐权力，他明明深知毛的政治模式有多残酷，却仍竭尽全力地对其维护美化，充分说明薄是故意以自己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去刻意引导重庆市民也向此靠拢，并以此营造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彰显他的“伟岸高大”，以虚伪的言行欺骗和蒙蔽重庆市民。
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制造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网络名人“南云楼” 2011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透析中国大陆民众普遍存在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根源。
该文章表示：通过暴力威胁、资讯封锁与繁重无效的体力劳动这种方式，足以“让人性发生逆转”，让“囚徒彻底成为精神奴隶或变态行为者”。当年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亲历者中，不少人都感受了那种匪夷所思的人性逆转的可悲现象。而“斯德哥尔摩症”就是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下形成人性逆转的现实例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曾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被歹徒挟持的四位银行职员在经历了六天的恐惧之后终于获救。之后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四名遭挟持的职员竟然拒绝指控这些绑匪，并为他们筹措辩护资金，甚至人质中的一名女性竟然还爱上了一名绑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理由是他们在被绑匪挟持期间，歹徒有时也“表现了仁慈的一面”。那些人质当时所表现出的人性逆转现象，被外界广泛称为“斯德哥尔摩症”。
南云楼分析认为，抢劫银行的暴徒以武力控制人质，在长时间的恐惧与资讯封锁下，感觉自己随时可能被枪杀的人质们在长时间的恐惧之下，出于自保的本能，开始对暴徒偶尔给予的“善意施舍”感激涕零，并变得开始“理解、接受、同情”暴徒，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权利，发生了人性被扭曲的“逆转”。
南云楼表示，在“所有的生存资源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被人控制”的极端环境下，人会下意识做出自认为是“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判断失常。”
评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专制统治都具有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的特征，只要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还存在，“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就很难从那种人性逆转中走出来，就象当今的朝鲜与中国大陆。只有彻底解除了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从恐惧的心理阴影中彻底走出来的人们才能回归真正的理性状态，就如具有同样东方文化传统的韩国与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