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2日讯】1970年3月5日，她将自己最为宝贵的生命化作炸弹，在一片肃杀与沉寂的空气中炸响了！虽然没炸破那浓浓的政治阴霾，但毕竟在那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最为动乱的岁月中轰隆了一声。那时期，林彪、江青大权在握，他们为了实现个人权力欲望，翻云覆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制造了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及普通百姓的无数冤案。然而正是因为有了张志新、汤玲瑛这些先驱者为了真理的牺牲，才有“四五”运动的惊天爆炸。
1934年10月10日（农历），汤玲瑛(又名汤慈中)出生于醴陵县神福港泉塘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全国“解放”后，她以满腔热情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16岁的她就积极参加了妇女工作，并担任乡妇女委员。195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乡团支部书记。1951年5月，经选送入湘潭建设学院学习。结业后，分配在醴陵县大障区农行营业所工作。她担任大障区机关团支部委员和营业所团小组长。营业所7个工作人员全是青年，她像一个可亲的姐姐，将营业所的工作、学习组织得有声有色，她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得到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和欣赏。后调入马峦段耐火砖厂工作。1952年，组织上调她到醴陵红旗陶器厂任会计兼实物保管员。
“建国”之始，百业待兴。汤玲瑛恨不得多长几双手来工作。别人工作中有困难，她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忙。食堂司务长老文文化低，每至月底，她帮老文盘底、算账。有时忙到深夜，老文便煮碗面条给她填肚子，但总被她笑着拒绝了。汤玲瑛玩命地工作，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的病。关心她的人对她说：“玲瑛，你年纪轻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时间长哩，先把病治好吧！”她从不把病痛当回事，坚持工作在岗位上。从参加工作到1955年，她的干部自传中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定做好工作，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争取入党！
“文革”开始时，她和许多人一样，认真学习《毛语录》，热情宣传“5·16”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她文化底子扎实，记性好，学习刻苦，每次厂里背诵毛语录比赛，她总是背诵数量最多的。她还订阅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认真阅读。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短短几个月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1966年12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要大大升级”。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与林彪狼狈为奸、公开鼓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此时，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青桥等野心家的怂恿下，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掀起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浪潮。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因为有过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江青等人以“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和“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突如其来的政治大变故，使汤玲瑛迷惘、震惊和不理解！也迫使她冷静和理性的思索，她开始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刻的本质的剖析。
当厂里的造反派和来厂串连的红卫兵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口号，她不安；当派性盛行，武斗升级，工厂停产，粮产下降，她痛心；当党的组织瘫痪，全面夺权开始，她忧心仲仲；当一大批老革命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她愤怒。经历了两年苦苦思索的汤玲瑛，不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沉默了。1968年6月，她从日记中挑选了几篇写成7张大字报，末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她没有参加造反组织）。大字报标题是：“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她没有用当时最流行的“我就砸烂谁的狗头！”大字报中她写道：“我坚决拥护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邓（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陶，为什么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者。”大字报中力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针对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她在大字报中写道：我坚决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要继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汤玲瑛写完7张大字报后，已是子午时分。她似乎轻松了，又仿佛更沉重了。她轻轻上床，久久看着熟睡中的大女儿脸上露出的甜蜜微笑。她想睡，但怎么也睡不着。她翻来覆去地想：眼前出现的是两个女儿和3岁大儿子的身影；是自结婚15年来一直分居两地的丈夫胡碣疲惫的眼神。难呀！一家人聚少分多，她对丈夫、对儿女有太多的歉疚。
天刚亮，汤玲瑛把7张大字报一字儿排开，贴在了厂部职工食堂门口。这不亚于7枚重磅炸弹，在醴陵陶器厂爆炸了！在醴陵县爆炸了！在湖南省爆炸了！很快汤玲瑛家来了第一批抄家的造反派。造反派翻箱倒柜，把汤玲瑛珍藏了13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抄了出来，造反派恶狠狠地吼她：“收藏刘少奇的黑修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汤玲瑛像发疯似的冲过去想从造成反派手里抢回她珍爱的至宝。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快被撕成了两半，又被撕成了碎片。汤玲瑛哭了，她痛心没有把书保护住，就像痛心未能战胜邪恶、保卫住真理。这本书是她与胡碣结婚的那天，为了互相勉励学习进步，夫妻俩各藏一本作为纪念的。
汤玲瑛胆敢保卫刘、邓、陶，胆敢收藏黑《修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这就是犯天条！由此对汤玲瑛的迫害不断升级。批斗、审问、游垅、肉体摧残接踵而至。在红旗陶器厂的3天肉体摧残中，汤玲瑛坚强地挺了过来。接受完批斗回来，了解她个性的原厂领导提醒她认个错，免得吃大亏。她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邻居的黄娭毑也劝她莫顶撞，她说：“黄娭毑，有些事情你不理解，我只能坚持！”
6月7日，汤玲瑛被抓到醴陵县关押、审讯，接受更为残酷的折磨。她早有思想准备，她料到会有这么一些。自贴出大字报后，她从没想到过“好”字。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和自己生活的大女儿幸明。那天下午，被批斗得精疲力尽的她回到家中，等女儿去买晚饭。天快黑了，女儿还没回来，她强撑着去找女儿，从学校找到车间，找遍了要找的地方，就是找不到，她急了。幸好有个孩子告诉她，才在厂后面一座废弃的窑口上找到靠着窑壁枕着书包睡着了的女儿。她轻轻地唤着“幸儿、幸儿，”紧挨着女儿坐下，把女儿搂在怀里。女儿满脸泪痕，呜咽着告诉妈妈：“有些同学打我，要砸烂小反革命的狗头！我好怕。”她轻轻抚摸着女儿的伤痕，告诉她不要还手，他们不懂事。回家后，她拿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轻轻擦去“汤玲瑛”的名字，送给女儿。女儿不解：“妈妈你擦掉名字做什么？”她惨然说：“这是我的名字，会连累你的。”她嘱咐幸明：“如果妈妈不在厂里了，你就到爸爸那里去。”说完这些，看着女儿揩不尽满脸的泪水，妈妈的心在沽沽流血。
1968年8月，汤玲瑛白天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县革委人保组人员频繁来往于红旗陶器厂，批斗、游垅倒是少了，审讯却是没完没了。汤玲瑛预感到要面对更严重的现实。8月25日的夜晚似乎特别闷、特别长，周身的疼痛折磨着她，无法让她入睡。她回想起往事：“文革”前，她生下了老三之明。因为工资低，又夫妻异地，经济更紧张了。丈夫对她说：“跟厂里借点钱，因为你是会计，好开口些。”但她坚决不干。最后只好卖掉了手表。一想到胡碣，她心里充满了内疚。这个离故乡300多里的花石汉子只身在醴陵乡下工作，夫妻每月才能团聚一次。最后一次团聚还是3个月前。那次，丈夫看了她针对当时造反派要砍掉的军山红旗记下的日记《军山是红旗还是黑旗》，日记中她写参观军山看到和听到的事实：军山公社这个穷山区，1957年亩产还只有500多斤，每年要国家返销粮食90多万斤。军山的干部和社员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齐心协力治理山水，改造了生产条件，到65年，亩产达到780多斤，接近了“纲要”，每年卖给国家粮食130多万斤。陶铸同志亲自在军山7个大队深入调查考察后，留下30多人的工作组，核实产量，查看账目，才树为红旗，这样的红旗为什么要砍掉？！妻子的日记使胡碣惊恐。他劝汤玲瑛把日记撕掉烧了，她不肯，大声说：“我写的全是事实，难道不是吗？！”胡碣也来了火，“将来出了事，你自己负责！”“难道要你胡碣负我的责！”想到这，汤玲瑛苦涩一笑。在那样的形势下，也难为了丈夫一片心啊。
女儿起床后，汤玲瑛平静地说：“幸儿，我可能要被抓走，要坐很久的班房。”幸明哇地哭了：“妈妈，我会没书读了。”“你自学吧。”早饭后，县人保组逮捕了汤玲瑛。她被拷上手铐，押往氵米
江茶场劳改农场。农场高高的围墙上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标语；一道道戒备森严的门口站着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一扇扇铁门把监房依次隔开。汤玲瑛关进了第一栋监房的第一间，门上写着：三分队二组。
在狱中，管教人员拷问她，强迫她认罪。她反驳说：“我所写的、所说的全是事实，又有什么罪可认。”管教人员以拒不认罪，将她单独关进了小号子囚禁。当小号子的铁门砰的一声关上时，小号子里顿时一团漆黑，当她慢慢缓过神来，眼睛才适应了这种黑暗。她看到铺板上放着让她写交待的纸和笔。她想也没想，提笔就写下了“反击和控诉”5个字。她一行行写下去，一口气写下了满满的16页。在小号子里关了40天，汤玲瑛回到了监房。第二天搞劳动，在工地上，一个吊眼皮女犯人（小组长）拿着个符号给她戴。符号上写着：湖南省氵米
江劳动改造管教队—罪犯汤玲瑛，汤玲瑛瞪眼说：“不戴！”
吊眼皮威胁她：“你不戴就是抗拒改造，就要砸烂你的狗头！”汤玲瑛朗声笑道：“你砸吧！我怕死就不会到这里来！”
吊眼皮和一投毒犯强行按着汤玲瑛跪在碎石上，狠狠地毒打她，直打得她鲜血淋漓。打完后，强行扳开汤玲瑛的手，将符号塞在手上。汤玲瑛气愤地在符号背面写上：我没有犯法，我不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写完后，把符号丢得远远的。汤玲瑛又被关进了小号子。她继续写《反击与控诉》。控诉林彪、江青集团的种种罪行。
1968年10月25日，地方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汤玲瑛有期徒刑20年。汤玲瑛对给自己所定的罪行和判决坚决不服，她坚信自己没有错，更没有罪。她申诉，她在《申诉书》中用铁的事实为刘、邓、陶歌功颂德，肯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的就是正确。揭露“中央文革有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用妖言惑众，蒙蔽群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狱中，汤玲瑛拒绝做“大事”（早请示，晚汇报）。她对管理干部说，“我为什么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他不是毛的亲密战友。难道毛的亲密战友只有林彪一个？”1969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汤玲瑛顿时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大骂：“可耻！可耻！”使得台上的管教干部没法继续报告。
1969年1月27日，组织犯人学习，组长给犯人们发了纸，要他们写保证。唯独没给汤玲瑛发纸，汤玲瑛就向组长要。组长经管教干部同意才给她发了一张纸。她借了笔，趴在枕头上就写：1、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顽强的斗争，做到毫不动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2、坚决保卫刘少奇！保卫党中央！；3、坚决……入狱5个月，她写下了7万余字的《申诉和反击》材料，被提审10多次，口供笔录5万多字。1969年3月25日，汤玲瑛第4次被关进了小号子。她的身体很糟糕，但她意志出奇的坚强，她没有垮，她不能垮！她相信党，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她要养好身体。狱中第二个寒冬来临了。在冰窖一般的小号子里，汤玲瑛盼望着春天。
1970年的春天对汤玲瑛来说是最残酷的。茶陵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将汤玲瑛执行死刑的报告经茶陵县人民法院报湘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院判决，同意判处汤玲瑛死刑。时间是1970年3月4日。3月5日上午，在地区开过宣判汤玲瑛死刑大会后押回醴陵。下午在万人大会上再次进行宣判。宣判后汤玲瑛于离氵米江茶场劳改农场不远处的小山坡上英勇就义。没有通知家属，也不准许收尸。尸体由劳改队就地掩埋。
原标题：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汤玲瑛 （略有修改）
文章来源：摘自《湘潮》2005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