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3日讯】【导读】这是一篇见证大凉山彝族人民1949年后的凄惨命运，和中共对大凉山彝族人民所犯罪行的文字。作者三度滞留大凉山，见证彝族人的沉重苦难。读后感慨，刊出分享： 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才会有中国汉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内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可言……
引 言
我已七十四岁，距盖棺定论不过咫尺之遥，今天总结一下自己生命历程中的左右是非，决不能说还为时过早。反思中我吃惊地发现，在我四十六岁以前的全部青壮年时代，经历了三个非同小可的阶段，那便是十六岁当所谓的解放军，二十三岁被中共划为极右分子并押去劳动教养修铁路，二十八岁以叛国罪判刑十八年当了劳改犯，直到1980年我四十六岁服刑期满的前夕，才被告知“属于错判，予以平反”。
在这三个生死攸关的阶段中，我都曾或长或短地滞留在四川省内一个名叫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区，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山野岭里，我用近二十年血雨腥风的岁月，在完成自己思想定型的同时，也见证了这个古老民族在共产暴政蹂躏下，怎样变得面目全非，又怎样一天天走向种族灭绝的险境。
为什么让我这个远方游子来见证这里的沉重苦难，这究竞是令人咏叹的巧合还是令人咏叹的宿命？为寻求这个答案，我便开始回顾自己三度滞留凉山的遭遇，陷入了难以言述的痛苦沉思之中。
十九岁 奉命“解放”凉山
由于中共的新闻封锁，一般人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大陆建政就意味着全国“解放”了，殊不知远非如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正在四川重庆西南军区通信团无线电营当报务员，1952年这个团就曾经派了三十名报务员即十五部电台，配合主力部队在四川阿坝，对抗拒“解放”的藏族同胞进行了一场血腥地镇压，紧接着1953年7月，又以同样理由在邻近的黑水杀戮了半年多。而我本人在1953年也和二十个同事共十部电台一起赴命配合部队“解放”大凉山。
我们这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年轻军官从重庆来到成都后，第二天清早便急忙去北较场四川军区司令部通信处，领收发报机等通讯器材。下午，我趁同事们逛街的机会，特意跑到四川省图书馆，借来一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凉山彝家》，这本小册子是“万有文库”系列书中的一种，若干年后我打听到该书作者李守义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一位彝族问题专家，1956年我在整理彝族民歌时，为探讨某些民俗问题还和他通过信。他在这本书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彝族的社会结构和风土人情，还有作者在凉山实地考察中的见闻，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丝毫没有渲染这个奴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似乎奴隶主（黑彝）和奴隶（白彝）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总体印象，那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民族，它没有成熟的市场，也没有货币，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好奇心和求知欲陪伴我熬了一个通宵将它读完，随后，在我们进入凉山的长途行军中，书中那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奇风异俗，调剂了我们枯燥的行军生活。
到凉山后，我被分配到公安十七团二营四连，驻扎在紧靠金沙江边的雷波县上田坝，这里并非凉山腹心地带，只是大凉山的周边地区，但也不是彝汉杂居区。那时，中共中央对凉山的工作方针是“谨慎稳进”。上级解释说，彝族从历史上看与外部联系较少，国民党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在这个穷山僻壤实现有效的统治，因为这个民族对外来的渗透非常敏感，要求各地慎之又慎地逐步向前推进。当时上田坝已有地方工作团，据说是得到当地头人同意后才和部队一起进驻的。
作为技术干部，我比连队的官兵占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我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是在周边彝胞家里度过的，我学习他们的语言、歌曲和舞蹈。这里居住的是沙马家的安家娃子，其实就是赎了身的奴隶。有一位和善的彝族老大爷名叫沙马格志，他是这里的头人即人们称为首领的“头面人物”，但其身份毕竟是奴隶，也就是中共的依靠物件。他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一个叫沙马乌子，一个叫沙马阿子，这两姐妹一改彝族人长年不洗脸的习惯，在上田坝开了历史的先河，成为洗脸的带头人。格志大爷见我对他的民族如此钟爱，特意送了一个发音为“木直南楼”的彝族名字给我，他微笑着对我说：“木直是你的姓，南楼这个名字在彝语里是老虎的意思”。在得到这位头人的认可后，我这个名叫木直南楼的解放军便在上田坝一带东家进西家出的走家串户。
彝族人十分好客，眼看过彝族年了，彝胞们会通宵达旦的跳舞唱歌，喝他们自己酿造的酒。这正是我收集民歌的大好机会，有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彝族朋友很乐意替我作简单的翻译，我记录了几十首民歌准备日后整理。其内容多为歌颂民族英雄，也有爱情歌曲，词句优美感人，我从这些朴实无华的诗句中，认识了这个民族的勇焊与自尊，善良与慷慨，它使我更加喜爱它的艺术和创造这些艺术的人民。
本来是年轻男女们狂欢的日子，某夜，大伙却嘟嘟囔囔地要一位老大爷唱歌，他是格志大爷的堂兄，名叫沙马古迫，看样子已近六十岁了。他没有象年轻人那样踏着舞步吟唱，而是坐在板凳上唱道：“过年了/这是先祖定下的日子/让我们喝醇香的酒/这是祖先教我们酿的美酒/让我们唱动听的歌/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歌。 过年了/快乐的孩子又长了一岁/过年了/优郁的老人更老了一年。”歌声高吭凄惋感人。我不知道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是古迫大爷即兴创作，但我分明看见他布满皱纹的眼角，闪耀着两颗晶莹的泪珠。翻译悄悄对我说：“沙马古迫大爷不同意他堂弟与解放军合作，两兄弟闹得很僵。”这使我想起他先前看到穿军装的我时，曾露出厌恶的眼神。
由于彝族内部各家支之间长期的冤家械斗，枪支弹药成为整个民族视为宝贝的东西，他们利用“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生产鸦片烟，又用鸦片烟找周边的地方军阀换取枪支弹药，其操作方法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南泥湾生产鸦片烟异曲同工。但生产技术的落后决定了这里的收获毕竞有限，能换得的枪支弹药也很有限，致使全凉山没有一挺机关枪，谁有那么多子弹任它倾泻？彝族方面的军事实力和其民族内部的纷争中共也早已了若指掌，既然毛泽东以“人民大救星”自诩，他派兵进驻凉山也宣称是来拯救这里的人民。看来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他的拯救，共产党的军队首先就用军事演习的方式向对方炫耀武力。对这个武器装备落后得可笑的对手，用“杀鸡焉用牛刀”一词来比喻似乎也不过分。我所在的这个连队，用一两挺重机枪、三五挺轻机枪，若干枝冲锋枪稀里哗啦一阵扫射，也就算一次象模像样的军事演习了。
指导员知道我和彝胞们过从甚密，让我和那群头人观众呆在一起，听听他们的反应。此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沙马古迫，正嘟着他倔强的嘴唇蔑视着在高处发号施令的连长。突然间“唏里哗啦”地枪声大作，头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嚷道：“败家子，败家子！”因为倾泻着的正是黄金般珍贵的子弹呀！
冲锋号响起，有三颗红色信号弹冉冉升起又缓缓落下，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效果，头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从天而降，哗的一下全都匍匐在地甚至哆嗦不已，我看见人群中独有沙马古迫象鹤立鸡群般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另一个站立不动的是我，我因为了解信号弹毫无杀伤力，而他却是因为镇定，非同一般的镇定。
彝族也有巫师，称作“毕木”，那是一种属于男性的世袭的职业，也是这个民族能识文断句的“文化人”。当彝族人需要诅咒他的敌人时，就会把“毕木”请来，让他对着某只狗背诵一段经文，他们认为这样便能使某种妖魔附在这只狗的身上，然后将狗打死，挂在仇人过往的路边的树上，据说仇人走了这条路便会象树上那条狗似的死去，他们称这个作法叫“咒路”。
军事演习以后，彝族人非但没有被武力威胁所吓倒，而是把军队常走的路边，全都吊起了一条条死狗，它说明彝族人已经把以“救命恩人”自居的解放军视为自己的敌人。与此同时流传着一个说法：解放军将进攻大凉山。
仿佛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到通知，将和一些彝族家支举行一次“钻牛皮”仪式，如果用现代语汇来表述“钻牛皮”的意思，它就象当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般煞有介事，只不过它借用的是彝族的一种古老的赌咒发誓的形式罢了：“钻牛皮”那天，在一块略大于蓝球场的空地上，上田坝周边的几个家支的头人，率领着一百多名彝族战士，背着他们心爱的步枪，腰间缠着的子弹袋衬托出挺直的胸膛，一个个英武异常地坐在空地的一边。与之对立的是一百多名驻军官兵，他们也全副武装地坐在空地的另一边。随即工作团团长和驻军连长讲话，内容都是三言两语地表示彝人、汉人都应该团结得象兄弟般一家人；接着又有两位彝族头人讲话，据说他俩谈话的内容大意都是解放军说永远不会进攻我们，我们当然也不会打他。刚说完我发现沙马古迫这个老小伙子从人群中站起来吼道：“别忘了祖先早已说过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对这句不合此次“钻牛皮”时宜的话，周围的人也只是面面相觑地没人阻止他，也许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与此同时，在会场的下方，三五个彝族小伙子正走向一头黄牛，只见其中的一位用一把铁锤在这只牛的两角之间猛敲了一下，这牛便瘫倒在地。几个年轻人摸出小刀踊到牛尸边，七手八脚地剥下那张血淋淋的牛皮，取来两根竹竿分别从左右两方将牛皮绷开又高高撑起，来到会场入口处，他俩各自举着一根顶上挂着牛皮的竹竿，相距一米多面对面站着，头顶上绷开的牛皮共同组成了一扇虚拟的门洞，缔约双方的头面人物将从这个门洞、也就是这张牛皮下面穿过，也可能这便是“钻牛皮”这个特殊名称的由来。
这时真正的主角上场了，他是一位五十多岁满脸皱纹的老“毕木”。他在门洞的一侧站定，左手提着一只刚刚被杀、喉管上还在渗血的公鸡，右手举起一把锈迹斑斑的宝剑，大声宣布“钻牛皮”开始。
按彝族民俗，参加明誓的双方均派出各自的头面人物参与此项仪式以显示其诚意，我所在的连队出场的有连长和指导员，地方政府出场的是工作团的正副二位团长，彝族方面有四位高大墂悍的黑彝头人。这些头面人物将依次走到“毕木”跟前，这时一位“毕木”身侧的人将一杯酒凑过来，“毕木”朗朗有声地吼着些什么，事后有翻绎告诉我，他叫喊的是“谁要是违背今天的誓言挑起战争，谁就会象这只鸡和这条牛一样死去”。说罢，他把鸡的喉管凑近酒杯，让几滴鸡血滴进酒里，依次走来的参与这项仪式的头面人物，接过这杯血酒一饮而尽。这个一饮而尽的动作十分重要，据说历史上有过在“钻牛皮”的仪式上，因没有城意不敢喝下这杯被“毕木”念咒过的血酒，为明誓的对方识破后，导致当场火拼的悲剧，这些禁忌在事前便向不了解这项仪式的汉族头面人物晓以利害，这次“钻牛皮”似乎一切顺利。最后的程式是分食牛肉，当头面人物依次听“毕木”念咒后仰脖喝酒的时候，那三五个彝族小伙正料理着这一大堆牛肉，有的切割，有的烧烤，最后拾掇成彝族人认为已熟的“美味”，汉族人当然会大不以为然。
未熟的两筐牛肉抬到会场，按一人一块的标准分发给每一个与会者，不管你是否能咽下这些带血的肉块，无论如何也不能扔掉它，这也是一种不可违犯的民俗。
彝族有民谚说：“黑彝脑壳一般大”。这意思是说，所有的黑彝都是世袭的头人，没有一个黑彝能统管另一个黑彝，他们除接受血缘婚嫁带来的同盟关系以外，不会接受任何发号施令者。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为全族公认的领袖人物，但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有誓死捍卫自己家园的信念，在这方面沙马古迫的思想可算是全民族的主流意识。而另一方面，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会允许你这些一个家支一个家支地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和不受统治者管辖的地盘吗？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容忍了，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事实上的存在，但“俱往矣”，“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决不会允许它的存在！这便是钻一万次牛皮都不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1954年，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十人小组档，该档开始用“血仇分子”来定位某些有直系亲属被共产党处死的“同志”，规定这类分子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不能入党。这类档的贯彻执行从不含糊是党的光荣传统。我这个从档案中筛选出来的“血仇份子”便顺理成章地调离凉山，也远离了那个名为要害的部门，回到通信团并立即转业到南充县民政科工作，这时我终于明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是共产党喊的是统战青年学生的漂亮口号，骨子里却绝对是磨刀霍霍地按阶级报复的原则办事。
1956年我奉命带领南充县的几位“积极分子”到省会成都出席“四川省烈、军属、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意外地碰到曾经也在上田坝工作团工作过的曾某，后来他被调到了雷波县民政科也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从他滔滔不绝的“他乡遇故知”的摆谈中得知，我离开上田坝不久，解放军便开始对“不愿接受民主改革的叛乱份子”进行了坚决地镇压，战斗十分激烈，双方的牺牲都极为惨重：“你过去的许多彝胞朋友可能都不在了。”他不无遗憾地说。还特别告诉我，我们都很熟悉的沙马格志大爷，在去劝说重重围困在碉堡里的“叛匪”投降时，被碉堡里射出的一发子弹打中心脏当场牺牲，事后被授予了烈士称号。
两个月后，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彩色封面上，看到了格志大爷的女儿沙马乌子穿着彝族的百褶裙，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的巨幅照片。在封面图片的解说中，知道她是以彝族月琴手的名义，代表中国青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我心想，这位连简谱为何物都不知道的彝族姑娘，除了能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朋友们证明中国的“民族大团结”的冠冕堂皇以外，就很难去和那些“兄弟国家”的青年联什么欢。
就在这个时候，南充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官学校的新单位，因为那时刚刚实行军衔制，据说要把这些昔日的排级干部、今日的少尉军官加以突击训练，尽快地让他们脱离半文盲土包子的尴尬，以便能和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官们站在相同的地平线上。没想到就调来了三两个公安十七团二营的军官，甚至还有我当年所在连队的排长，我们在街头散步中邂逅，这又一次的他乡遇故知让我知道我们那位山东籍的连长和山西籍的指导员都先后阵亡。我不禁暗想：这两位当年参加“钻牛皮”喝过血酒的头面人物真的被“毕木”的咒语击中了吗？
来人中的这两位少尉，都是从所谓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的幸存者，是负过伤、立过功的出生入死者，他俩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固的敌人”。有一次，其中的一位前排长对我说：“‘彝匪’很残忍，我们所有牺牲的人都会被他们把衣服、鞋子扒光。”我暗自惊叹这个细节和《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与红军作战时扒死人衣服的场景何其相似。我没有对陈述者表示什么，但我在心中暗想，彝族一个顶尖级的所谓富豪，他一生也没有穿过一件棉衣，一双胶鞋。在冰天雪地里披着他们称作“察尔瓦”的薄羊毛披风打着赤脚冲锋陷阵该有多么艰难，他们没有被“阶级性高于人性”的理论洗过脑，没有侮辱死者的愿望，但他们也怕冷怕冻。
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并没有发展到企图判断这场战争究竟谁是谁非的程度，但是我强烈地希望能从文学的角度来表现这个纯朴善良的民族。事实上早在1954年春，我就写过一篇反映军民团结的体制内的“党八股”在军报上发表，四川军区派来一位姑隐其名的摄影记者，准备为这篇“党八股”拍一组照片，记者到上田坝以后，我这个“始作俑者”责无旁贷地当上他的“听用”，便与他混熟。当他任务完成动身返回成都的前夕，我交给他一摞我搜集整理的彝族民歌，请他带交给杂志社发表，一个月左右后，我发现这些民歌都陆陆续续地署上他的名字在《四川日报》上刊出，只不过在他的姓名之后加了一个“辑”字，大意是把我的一份劳动“辑”成了他的成果，这个小插曲也让我这纯真的文学青年长了点见识，好在我手头还存有事后我收集整理的一大堆类似文稿。
当凉山惨遭劫难时，我的“彝族情结”也在我的胸中涌动着，我在北京《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彝族民歌，在《草地》杂志上发表了《金沙江边送别》的散文，1957年又发表了描写一位彝族传奇英雄的长诗《一朵巍峨的白云》。这首六、七百行的长诗，在南充县机关中引起轰动的原因并非诗的本身，而是它带给我的几百元稿费，它几乎相当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收入。还有一个意外效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这首诗在许多大字报中任毛泽东的真假门徒们乱泼脏水。
转眼三十多年以后的1990年，我当时在四川省作家协会混饭吃，恰有机会去到今天的凉山首府西昌市，我此行的公干便是找凉山作家协会主席吉狄马加，办完公事后我顺口问了问这位元彝族诗人是否认识他同族的沙马乌子，作为出过国的彝族妇女，她的知名度可想而知，马加说：“当然认识，她已经退休，和她丈夫一起住在新华书店”。
三十七年后五十多岁的沙马乌子对我已毫无印象，我问了问他父亲的事，也问了她伯父沙马古迫的事，她的回答把我惊呆了：“是我伯父亲手杀了我的父亲”。我又问他：“古迫大爷呢？”“他开枪射杀了我的父亲以后，知道这场战斗的败局已定，便登上碉堡顶层上吊自杀了”，她的声音在颤抖。
过了一阵，我俩抬头四目相对时，眼睛都被热泪包孕。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