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6日讯】 【导读】这是一篇见证大凉山彝族人民1949年后的凄惨命运，和中共对大凉山彝族人民所犯罪行的文字。作者三度滞留大凉山，见证彝族人的沉重苦难。读后感慨，刊出分享： 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才会有中国汉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内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可言……
（接上期）三十一岁 记住凉山里的死人沟
1964年，我判刑后第一个被押往的劳改队是位于四川省崇庆县内的万家煤矿，在看守所饿了三年多，带着一副饿殍般的骨架，来到这个吃四十多斤井下高粮食标准的单位，象所有当年在饿死边缘上挣扎的底层中国人一样，还以为误入了可以胀饱肚皮的天堂，但劳改队本质上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地狱，谁都知道，在真正的地狱里，绝不可能设下一个名叫“天堂”的包间。
不久，一场瓦斯爆炸眼睁睁地夺走了九十九名犯人的生命，从煤井里拖出来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陈放在大礼堂的地上，尸体告诉我，他们为这里的粮食高定量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
正当我在饿死或者炸死的十字路口踟蹰徘徊时，矿井里又发生了一起电缆被割断的所谓破坏事故，狱吏们绞尽脑汁难以破案，干脆把判重刑的反革命犯从煤矿里调走，去到那除了地球就无可破坏的荒山野岭。就这样我和三十多名才来到这座煤矿一个多月的反革命重刑犯，被押往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农场象中国所有的劳改队一样，早已臭名昭著。但身后那支冲锋枪的主人的吆喝声却在暗示你，既然当了劳改犯，叫你去到那儿就得去到那儿，除非你准备被当场击毙。
来到农场，第一个向我等新犯“训话”的是农场管教科长邵廷章，他属于“才子型”的专业狱吏，一个多小时的口若悬河，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是一个奇谈怪论。他说：“雷马屏农场是一座天然监狱，它周围茂密的原始森林比高墙电网更有防止犯人越狱逃跑的功能……”
他的这番语惊四座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般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每个人的职业和兴趣能对他判断事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位旅行家眼里，大凉山的原生态森林是一个珍藏在人间的旅游胜地；这五彩斑烂的草丛山花交映出的画面令一位元画家留连忘返；而诗人则从泉水叮咚、翠鸟婉啭啼鸣中听到了诗歌的音韵。最令人惊讶的还是这个为共产暴政帮凶的狱吏，他发现的却是一座监狱，而且是天然的。没几年，这个狱吏晋升为这座关押着近万名劳改犯的大型农场的一把手，我认为这个升迁兴许和他的这个“发现”有着某种联系。
雷马屏农场的名称便是雷波、马边和屏山三个县名的简称，意味着它跨越了三个县的地盘，场部设在建场时期的凉山首府的雷波县所属的西宁乡。这个厐大的绞肉机下属三个分场和一个大队，另外还有农科所、医院、发电厂、为狱吏们的子弟所设中、小学校等等肝胆俱全应有尽有。自1951年建场开始，其人员不断增加，规模也日益扩大，据说这种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象征。
按这座农场的常规，凡从外地调来农场的犯人，必须先到一个名叫集训队的特殊中队进行一番整训。这个集训队另外还有个名字叫严管队，它在大陆各个劳改队都设有类似单位，用以对付各种类型的、需要加以严管的所谓反改造份子，重点是逃跑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农场每年召开两次公判大会也将从这个队里物色加刑和枪毙的物件。由于这个中队关押的劳改犯非比寻常，狱方对这类人的惩治手段分外残忍，捆绑吊打脚镣手铐小监黑监运用自如。因受刑疼痛呼妈喊娘呻吟哭号不绝于耳，对外地调入农场的劳改犯是一种威胁警示，它似乎在说“老子这个农场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可是重量级的！”
在集训队关了一段时间，我才听这里的老犯附耳透露说，这里原来是一所监牢，专门关押五十年代“彝匪叛乱”的参与者。我定睛一看，这四周的高墙和墙顶上的电网、碉楼和架在上面的机关枪，与我前几年被囚禁的看守所同出一辙。透露者还进一步证实：“这里的彝族犯人前年才迁到西昌去了……”他似欲言又忍地顿了一下，接着说：“彝犯调走后，还留下一个彝族干部，他探亲走了半个多月，据说等两天就会回来”。又过了一段时日，这个透露者大概看出我绝非告密者，这才把前文省略号内欲忍又言的话补充出来，他说：“原来这个监狱里关了近八百名彝族犯人，迁走时只有七十多人，大饥荒年代饿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消息给我的震惊不言而喻。
集训队也要出工劳动，和一般中队不同的只是此间劳动必有狱吏在犯人身边监督，各制高点皆有士兵荷枪警戒，犯人只能在这几支步枪构成的交叉火力网内干活；出工收工进出大门皆需依次大声报数，岗楼上的哨兵点数验收。某日带班狱吏中出现了一个陌生面孔，有悄悄话说：“他就是彝族狱吏瓦贞木基”。在得知他是一个黑彝时我大吃一惊，这位五十多岁的奴隶主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进了公安部门？后来我才听说，他们这个家支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的一位元胞兄还是州政府的领导人之一。随后几天，我曾在他带班劳动时，故意高喊几句彝语想看看他的反应，但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只是对我怒目而视，与我记忆中的“凉山月饼”南辕北辙。直到某日他终于找到个借口将我捆绑得死去活来，他却在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我说彝语是故意讽刺他是彝族人。劳改犯有一个最值得气极败坏的事，那就是被剥夺了申辩权，而且狱吏们还把申辩和狡辩视为同义词。第二天，我本想因手臂疼痛要求干点轻活，瓦贞木基却狞笑着问我：“你是不是想再来一次”？
后来通过若干时日的劳改实践我才知道，在狱吏中，凡家庭出身是共产党所判定为敌对阶级者，他们为了显示自己“左”得多么可爱，对待他治下的犯人分外残暴――最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位彝族狱吏瓦贞木基对待我等犯众的大吼大叫、磨拳擦掌，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还背叛了他的民族，否则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决不会把一个专政物件优待成一个专政爪牙。
瓦贞木基，这个自称“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从周围那些“斗士们”冷嘲热讽的话句里，他已经知道，其胞兄已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晚，全体狱吏在队部吃忆苦饭，而奴隶主出身的瓦贞木基忆什么苦，吃什么忆苦饭，他在那一碗粗糠杂草面前尴尬无奈地长吁短叹……
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卧室里，中共对他统治机器里的自杀者，不分青红皂佰地定性为“背叛革命”。其实在汉族人中，类似瓦贞木基这种自己认为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共产党却判定他是反革命的悲剧角色，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可以千百万计，他区区一个民族败类瓦贞木基又算个什么。
集训了三个多月，当局在我身上似乎没有发现更多的“恐怖症状”，便分配到与集训队为邻的通木溪中队，这个队的耕作区和集训队的田地犬牙交错，其中一片名叫烧人沟的旱地，原来属于集训队，在彝族监狱撤销以后就划给了通木溪中队，它还有个地名叫死人沟。其实这类地名都是犯人们为便于划分生产区域而擅自定下的。但同一地块享有两个地名的情况却不多见。更何况这两个地名的来历都不是空穴来风任意杜撰。终于某月某日，我所在的班组被分配到这块地种玉米，我才知道这烧人沟或者死人沟的血腥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来到这个农场，那时三年大饥荒早已远去。但犯人们长年累月处在“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中。普通生产中队的犯人可以在避开干部目光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开发食物来源以填充肠胃的空洞，集训队的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瓦贞木基之类和看守兵眼皮底下，他们的饥饿难熬应当不难想像。更何况彝族犯人服刑的年代正是1959年到1961年极度饥荒的岁月，没有油荤没有副食品，每月就那么十多斤口粮能支撑多久？
彝族的风俗通行火葬，饿死的犯人就弄到这全队海拔最低的山沟地段来焚烧，因为烧死人需要大量木材，在山上砍了柴往山下拖，显然比往山坡上扛省力得多，饥饿中的人“省力”二字的重要性还需要证明吗？就这样，这个山沟地段就被喊成了烧人沟。谁知好景不长，在饿死的犯人日益增多的同时，活着的犯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弱无力，没人再能去山上砍柴拖柴，烧人沟不再烧人而简化为埋人，火葬变成了土葬，烧人沟变成了死人沟。这也就是这座人丁兴旺的彝犯监狱，在死去百分之九十几的犯人后改成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的原因。
再说我到死人沟种玉米那天，一眼能看到荒草丛中，四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死人骨头，因为去埋死人的犯人也被饥饿夺走了挖坑的力气，不可能深埋厚掩。我们在挖地时，除了挖出人体各部位的骨骼外，还能挖出些彝族特殊服装“察尔瓦”的残片，有的犯人从骷髅的牙齿的多寡来判断死者的年龄，谈论者的语气十分冷漠。由于我本人的特殊历史背景，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代民族英雄的遗骸，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敢于和武器装备比自己精良到不知多少倍的敌人浴血奋战，他们名为劳改犯实为战俘，人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公然这样虐待战俘的，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谁？
凉山周边近十个县，雷波县有这所监狱，美姑县呢？普格县呢？喜德县呢？凉山州管辖的众多的县里，有多少个烧人沟、死人沟，那里有多少根白骨、多少具骷髅正对着苍天控诉……
后 记 民族大团结是假面舞会
我真想针对中共那口是心非的少数民族政策发出感叹，实际上今天大陆上的少数民族正在被同化或者消亡。虽然象藏族、维吾尔族这些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众多的少数民族，消亡的进程不是十分明显，而那些人口较少、地域较窄的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和同化的深度都是惊人的，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愿穿本民族的服装，说本民族的语言。任何一场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汉语是试卷上唯一使用的文字，老师们除汉语外也决不会用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这样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许多民族的语种将不复存在。
有人说，每年央视的中国新年晚会上不是也有演员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引吭高歌吗！更有人说，你没看见每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些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们在听报告或者在小组会上发言吗！中央电视台还刻意为他们安排了镜头。
请相信，这类象征民族大团结的场面全都是一场场“假面舞会”，曲终人散之后回到自己家里，第一件事便是脱下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因为那只是道具，或者说是表演民族大团结的“假面具”。
（完）
原标题：大凉山咏叹调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