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31日讯】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联指”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4·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4·22”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联指”则与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随着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22”的红色恐怖。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一)大屠杀概况
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22”和同情“4·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枣“4·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22”的“福绵事件”后，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22群众)。1968年1月18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但广西军区对灵山“联指”“飞虎队”乱杀人命听而不闻，没有采取制止措施，甚至纵容“联指”对“4·22”的屠杀。因此，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 不走。
1月20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分群众400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抗议谴责广西军区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
广西军区不但提供武器，在各地怂恿和鼓励“联指”对“4·22”进行武装围剿，而且还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毙。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枣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而广西当权派控制的《广西日报》则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4月9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公开叫嚣：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死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遍及全广西的大屠杀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连边远山区，穷乡僻壤都未能幸免。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会，“刮12级台风”为第一波高潮，下半年则以“七·三”布告的颁发，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1968年那场大屠杀，有这么一段总结概述。(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统计数据内)那一个又一个有体温有笑容的具体生动的生命被抽象化为一组组冷漠的数字：
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 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二)“刮12级台风”掀起第一波屠杀高潮
1968年的广西，到处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中。大权在握有解放军支持撑腰的“联指”对“4·22”大开杀戒。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对此有详细记录，让我们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一月至三月
二月六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2000多人，配备步枪800多支，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407支，各种炮八门，手枪164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4·22”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4·22”13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8人，“4·22”死5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2间，吃去国家粮食14,000多斤，肉类8,800多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从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县被斗打1,125人，被杀39人。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召开学毛着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灵城打死三人陈尸示众。大会总结号召对敌人镇压，中间有人布置杀人，新圩公社回去杀五人，第二天早赶回开会。
2月16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由于2月9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300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于16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5时才停火。“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杀害，双方对打死5人……
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5户九间，厨房3间，牛栏1间。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17天内，全县被杀害239人。
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 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3月19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7月5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3月18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3月27日至5月22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四月至六月
4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分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13”事件。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4月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22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22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894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4月14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4月13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月15日)杀24人，4月16日又杀52人，从4月5日至五月6日杀56户92人(其中15户被杀绝，1户17人被杀13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内改嫁证明费218元，设卡哨搜人身4151 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21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从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反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18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从4月26日至29日，全县共杀害1229人。城乡各地，陈尸百里。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5月3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十分惨重，不得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5月11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惨遭杀害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军”以及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共18000多人。
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十个不同观点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来。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钦州“枯那事件”。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22”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7月 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但是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5月24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平矿"4· 22″惨遭杀害。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联指”的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控制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12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7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11人当场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20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6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