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日讯】 就在中纪委公布薄熙来罪状和移交司法机关审理之际，大陆的反日浪潮一波接一波，本来是中共最难堪和政治权威面临深刻危机的关头，却被民族主义洪水冲淡了。而正是这个时候，香港市民反对洗脑式“国民教育”的公民运动也后浪接前浪，在两个社会两种制度下的人民所反映出来的心智，鲜明体现出文明的落差。
看看大陆爱国贼打砸抢烧一应俱全，就足以证明专制主义板结的土壤，只能产生义和团时代的臣民而绝难培养出公民。难怪网上有一副对联，上联：“香港公民拚命抵抗洗脑教育”：下联：“大陆屁民尽情展示洗脑成果”；横批：“一国两智”。
这次反日浪潮的暴力程度，超过了 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反日示威，除了打砸抢烧之外，标语口号也充满义和团和红卫兵色彩，诸如：“宁要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核灭日本野狗，消灭民族后患！”“阉光日本高富帅，奸光日本白富美！”“娶东洋老婆，吊上房梁天天打！”这样的反人类叫嚣和煽动嗜血仇恨，在任何文明法治国家都违法的。
虽然在反日潮中也有上街呼吁理性爱国和抵制暴力的，却都敌不过浩荡暴民，或被抢去标语牌，或被当街痛打。青岛纵火烧毁日本丰田车行，西安一个开日本车的车主被暴徒用锁摩托车的U形锁杂碎颅骨，至今生死难卜。还有一位反对抬出毛泽东来为毛时代招魂的八十岁老人，居然被知名毛左分子、北京航空大学的副教授韩德强狠抽了几个耳光。事后韩德强还洋洋自得，以此为荣。
这些纵横街巷的爱国贼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和红灯照。就此可看出，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是豆腐渣工程，打造出来的多数是劣质产品。这种爱国狼奶教育与现代宪政法治和公民教育之距离，并不比一百一十多年前闹义和团拳乱拉近了多少。香港人见到大陆这种变态爱国狂，只能更坚定抵制“国民教育”的决心。
说到公民教育，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只有臣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当时严复提出要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只有具备智识、力量、道德，才能实行自治、享有自由，这就是公民的雏形。在文明大潮的裹挟下，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兴西学、办新式学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由此培育出来的一批新人，注定要成为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中华民国建立，就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增加了“公民须知”和“法制大全”两项内容。其后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开始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到了1923年，公民课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期结束，开始“训政”期，并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1929年4月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要把公民课和三民主义课合并，称之为“党义课”。把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图腾化神圣化，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这样做的。人民追随所谓“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只做忠顺子民和工具就够了。所以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此坚决抵制，胡适当时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所学校坚决不挂国民党党旗，不搞“孙（中山）总理纪念周”的活动。
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尖锐抨击党化教育，他认为现代公民要独立自信，而这种人格的养成，要对智识有好奇心，这才能对各种问题有独立研究，思考得出的结果才是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和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和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似。”
胡适的话对于中共的党化加奴化教育，尤其有针对性，值得中国人再三省思。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