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大陆反日 香港反“国教”

【新唐人2012年11月3日讯】 就在中纪委公布薄熙来罪状和移交司法机关审理之际,大陆的反日浪潮一波接一波,本来是中共最难堪和政治权威面临深刻危机的关头,却被民族主义洪水冲淡了。而正是这个时候,香港市民反对洗脑式“国民教育”的公民运动也后浪接前浪,在两个社会两种制度下的人民所反映出来的心智,鲜明体现出文明的落差。

看看大陆爱国贼打砸抢烧一应俱全,就足以证明专制主义板结的土壤,只能产生义和团时代的臣民而绝难培养出公民。难怪网上有一副对联,上联:“香港公民拚命抵抗洗脑教育”:下联:“大陆屁民尽情展示洗脑成果”;横批:“一国两智”。

这次反日浪潮的暴力程度,超过了 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反日示威,除了打砸抢烧之外,标语口号也充满义和团和红卫兵色彩,诸如:“宁要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核灭日本野狗,消灭民族后患!”“阉光日本高富帅,奸光日本白富美!”“娶东洋老婆,吊上房梁天天打!”这样的反人类叫嚣和煽动嗜血仇恨,在任何文明法治国家都违法的。

虽然在反日潮中也有上街呼吁理性爱国和抵制暴力的,却都敌不过浩荡暴民,或被抢去标语牌,或被当街痛打。青岛纵火烧毁日本丰田车行,西安一个开日本车的车主被暴徒用锁摩托车的U形锁杂碎颅骨,至今生死难卜。还有一位反对抬出毛泽东来为毛时代招魂的八十岁老人,居然被知名毛左分子、北京航空大学的副教授韩德强狠抽了几个耳光。事后韩德强还洋洋自得,以此为荣。

这些纵横街巷的爱国贼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和红灯照。就此可看出,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是豆腐渣工程,打造出来的多数是劣质产品。这种爱国狼奶教育与现代宪政法治和公民教育之距离,并不比一百一十多年前闹义和团拳乱拉近了多少。香港人见到大陆这种变态爱国狂,只能更坚定抵制“国民教育”的决心。

说到公民教育,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只有臣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当时严复提出要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只有具备智识、力量、道德,才能实行自治、享有自由,这就是公民的雏形。在文明大潮的裹挟下,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兴西学、办新式学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由此培育出来的一批新人,注定要成为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中华民国建立,就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增加了“公民须知”和“法制大全”两项内容。其后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开始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到了1923年,公民课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期结束,开始“训政”期,并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1929年4月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要把公民课和三民主义课合并,称之为“党义课”。把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图腾化神圣化,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这样做的。人民追随所谓“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只做忠顺子民和工具就够了。所以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此坚决抵制,胡适当时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所学校坚决不挂国民党党旗,不搞“孙(中山)总理纪念周”的活动。

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尖锐抨击党化教育,他认为现代公民要独立自信,而这种人格的养成,要对智识有好奇心,这才能对各种问题有独立研究,思考得出的结果才是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和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和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似。”

胡适的话对于中共的党化加奴化教育,尤其有针对性,值得中国人再三省思。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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