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10日讯】我至今清晰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首都知识界组织了一次“飞行集会”，就是自行车游行，我随一群作家骑在第一排。我看到几个学生蹬了一辆三轮车，跟我们后面紧追不舍。其中有一个男生，发育太快的瘦高麻杆身材，挑着一颗娃娃脸的脑袋，脸上又架着一副镜框巨大的眼镜，给我印象比较深刻；行进间他还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一回，就更叫我忘不掉他。风暴过后，我才从新闻照片上认出来，他就是王丹。
王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男孩，台湾市井里称为“乖宝宝”。他说上小学时，老师曾深情地称赞他：“要是学生都像王丹这样，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这个细节，到今天已经让他觉得“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因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样，共产主义应该早就灭亡了”。
其实连王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回忆录里的这个描写，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意味，涉及了中国大陆至今令中共头疼的“政治参与”这个尖锐问题，也透视了一个中国青年，无论他（她）是在“五四时代”、还是在“九一八”、五七年、文革、“八九”乃至时下“腐败盛世”，他们所具有的政治选项是怎样被时代所笼罩；也再次证明，“青年运动”在中国政治生活里永不颠簸的历史作用；甚至诠释“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在现代社会里必定异化为政治参与。
社会优秀分子永恒的叛逆倾向
无论王丹怎样强调他五六岁就贴过“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死的时候我笑了”、“十二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跟时代格格不入、沦落到社会底层的青年，总之不属于廖亦武“底层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学担任少先队中队委员，俗称“两道杠”；到高中竟也有了“团派背景”——年级团支部书记、参加区团代会、参加团中央的恳谈会、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以至校党委“也向我交底，准备发展我入党”。
问题是，像王丹这么一个“跟体制亲和”的青年，怎么会转变成“反体制”的异议分子、且成为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呢？王丹说“应当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显示他其实未解其中缘故，这却是我想做点分析的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王丹是个很优秀的多才多艺的青年，这无疑跟他的天资、家教、成长环境的浓厚人文氛围等等分不开。他从小的自信，给人印象深刻，在高考那个关口，“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颇为放松”，还去看电影，结果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他心仪北大之强烈，因为父母都是北大出身，自我诠释为“有一种近乎血缘性的认同和亲切”，但这也可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压力——我猜大多数北大出身者的后代，都会终身背负这种压力。
北大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政治风云的发源地，说“数风流人物，还数北大”，也不过分，那么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个反叛的王丹？有没有一个所谓“北大精神”？反观北大今天这幅堕落相（非指政治冷感，指迎奉体制、学术腐败），你又会很沮丧。我认为，“北大精神”并没有多少政治学上的意义，或者说，也做不了多少“政治”、“社会运动”的图解。
“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种学术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纳信奉马列的陈独秀、自由主义的胡适、守旧的陈汉章、主张清帝复辟的刘师培。正是这样的自由氛围，让北大在学术、思潮、政治等诸方面，领先群伦，也在“五四”等重大历史关头鹤立鸡群。扼杀蔡元培精神，也就杀死了北大，这也许反倒可以归纳为一种“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后，逐渐臻于完备。
我非常欣赏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圣土”中，以强烈的笔触，写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种思想活跃、思潮激荡的醉人氛围，他也由此描绘出他自己独特的精神旅程，刻画了他的叛逆传奇——倾心各种讲座、追随“青年导师”，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静坐，迷恋、参与、主办勺园塞万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龙”、“民主沙龙”，编辑民办系刊《燕园风》、校刊《新五四》？？一个优秀的人，只要置身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他（她）就会吸收、思考、怀疑，一句话，变得更“优秀”。
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个北大、五七年“大鸣大放”时那个北大的光辉所在。这也证明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法则：凡优秀分子，注定会怀疑体制、质疑多数、反抗潮流，唯此这个社会才有希望进步、大多数人的权利才有保障；反过来，这也注定了专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须扼杀社会优秀分子，对整个社会实行逆淘汰，输送形形色色“脑残”、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权力枢纽中，那么它的运作代价和杀伤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想主义”可能是一个陷阱
王丹作自传，回眸心路历程，将自己的“造反心迹”归因于理想主义，并以此诠释“八九一代”。以我阅读的范围而言，这是多数学运领袖所见略同的一个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经剖析和分殊的笼统之见，期间暗藏着许多思潮的陷阱；“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义”来区分他们跟“后八九”的政治冷漠，显示了某种代际紧张。
凡政治参与，都仰仗理想主义，文革中的“红卫兵”恐怕是最极端的“理想主义”。“六四”屠杀后，中共痛定思痛，决意泯灭青年学子的政治参与企图，不惜放纵娱乐化，以抵消理想主义，这大概是“理想主义话语”的一个主要观点。其实，这不过是在重复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即消费和享受，取消了人的批判和否定的能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一望而知，难道禁欲和清贫，就维持得住批判能力？
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极低，公民社会基本空缺，民间政治参与渠道彻底堵死，在这样的社会里，“关心国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义了，这基本上就是“八九学运”的历史前提。实际上，他们能够承受的遗产很有限，唯有模仿文革的静坐、绝食。假如用“理想主义”，可以同时解释文革造反运动和“八九学运”的动机、驱力，这不是有点尴尬吗？
王丹毫不讳言诸如“红色经典情结”、建构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责任感、民族主义的体育狂热、阅读马列经典等“理想主义”要件，引出一个颇具张力的问题：“八九一代”的理想主义，发育在中共意识形态背景下，集体、国家、民族等巨兽彻底压倒个体，如何支撑他们自由主义的反体制立场？这个悖论，甚至导致了他们与体制之间关于“爱国不爱国”的滑稽歧义。我们其实很难判断，距离所谓“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几步之遥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脑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观描述并不错。“八九一代”未被解构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关心国家大事”的旧式政治参与难以长久，终究要被“个体”、“维权”等意识取代。
前不久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一种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股掌之间。惨不忍睹的是，民间郁积的愤怒，借由“刺刀对外”的官办临时孔道而发泄，人们竟也自得其乐。
“仕途”在今日中国
王丹或是一个做学问的好苗子，却此生注定要“以政治为志业”了，这使我自然有兴趣梳理一番今日中国的“仕途经济”。
中国官场今日的路数有二：是“太子党”须得混文凭，是平民拥有高学位也须得入“团派”，舍此二途，做官无门。所以我们来设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学运”未曾发生，当初以他颇为看好的“团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够机灵，而今以他四十出头的年龄，兴许当上省委书记了；假如他的“学长”李克强肯提携，进政治局也说不定。
如今在中国高等学府里，对“团派”仕途，一定趋之若鹜，平民“学而优则仕”，唯循此径，跟“官二代”分享权力。网上曾风靡一个视频，薄熙来跟来自全国的一群大学生骨干座谈，恰好可以拿来作“官二代”、“团二代”两厢的应证，所以特别有趣。（见OPEN网站）
薄熙来接见新一代红卫兵
话说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九所全国知名高校的学生会或研究生会的主席，共一百六十二人，二○一○年来重庆参加“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卢雍政带领，跟薄熙来座谈。这些学生骨干在重庆“上山下乡”、参观考察，却在座谈会上，一律穿着红色polo（马球）衫，极为讽刺。这段视频的跟贴评品，最为精彩：
这些学生干部是将来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是最善于钻营的一个群体，目前我们的官员系统主要培养的就是这种人，唯长官意志是从，有个性的有为青年被排除在外。
当代这些学生会头头也是学生中的“人精”啊。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学会官场中那一套，他们年轻，却并非心智不成熟，而是过度投机于政治，不知道薄案发的今天，再看这段视频他们作何感想？他们还想玩政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在视频接近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时，画面突然闪过主席台，赫然出现薄瓜瓜，他站在薄熙来右边的位子上，前面并未摆放名牌。网友感叹这段影片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看看这个视频，我更加坚信这厮若是当上一把手，必然重演文革，国家走向纳粹式的极权万劫不复之地。注意：视频最后十三分三十秒起立时，薄身边那个年轻小伙像谁？而且他台上是没摆放名字牌的，奇怪，政府会议竟然带儿子参加，什么用意？扶持上路？
不厚非常神往当年毛贼城楼一挥手百万红卫兵山呼万岁的那个场景，非常神往红海洋，非常想玩毛贼那个味。看了这个视频，可以确认这厮正在重走毛贼曾经走过的道路，几乎没有区别。可怕的是，这些激情发言的名校大学生领袖跟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几乎一个腔调，他们随时可能挥舞红宝书，冲向不厚指向的战场。
团二代听命于官二代的前景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薄家少爷的出现，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年轻菁英们如此轻易的放弃了信仰，主动向权力靠拢。年轻菁英不再是社会进步的力量，已经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成为现行体制的接力维护者。这应该就是钱理群先生十分担心的所谓“精英利己主义”吧。悲观了，进步的动力在哪里？
不过我并没有网友们那么“气愤填膺”，因为薄熙来的架势，与其说叫“团二代”跟“官二代”（薄瓜瓜）见个面，不如说他要让“团二代”明白，你们都要听命“官二代”。这不仅就是眼下中南海里的戏码，也将成为中国政治的长期内容。那情形，颇像满清王朝，有满员汉员之分，位高权重而颟顸的一定是满员，精干而不被信任的多为汉员，此亦大清覆亡之因。
由此，王丹暂时在台湾边教书边历练取经，实为上策。他将要去中国走一条全新的参政之路。其实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北大“学长”王军涛，也是他最服气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团派”背景，却在纽约流亡环境下，作更艰辛的试炼。据说，他常常站在时代广场，冲着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国话大声演说，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从王丹的手机屏幕上看到，王军涛磨练完了从纽约回新泽西家中去，深夜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路灯下等长途汽车。我忽然非常感动。
文章来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