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日讯】中共18大产生的新核心出炉后，人们开始关注中国政局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政局者相信：如果中国新核心在最近几年不展开政治改革，中国将走向革命。同时，这些人中的不少人对改革和革命都忧心忡忡：革命肯定是破坏性极大的政治灾难；改革前景也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国家崩溃，就像法国、俄国和中国曾经发生的革命后果一样。
笔者认为：从人类政治史和理论看，这些看法并不正确。其认知误区既有对人类政治进步的经验了解不够，想像不存在的政治演进进程，也有对人类已有的政治智慧缺乏研究，探讨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思路有重大缺陷。
对中国政局演变的前景，自2006年以来笔者就认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发生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国已经进入革命的快车道；革命的代价与结果并不确定，而是取决于中国各种力量的选择及互动；出于良好愿望拒绝正视现实可能会造成最不想发生的最坏结果。
关于“革命”的概念
中国传统政治的“革命”概念是指改朝换代，是掌控社会的国家最高统治权力者的更迭。对中国古人而言，革命一般是暴力推翻旧王朝然后建立新王朝的权力转换过程。
中国传统革命的概念不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使用的“革命”概念的含义。现代社会科学的革命概念是从政治或经济社会演变发展的角度界定概念。
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权力归属与组织结构的变迁。在这一概念中，权力归属的转移与中国传统概念相似；但权力组织结构的变迁则是中国传统革命概念中所没有的。现代社会人们更关心这个向度的含义，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或现代化的应有含义。在考虑了权力组织结构体系的变化后，权力归属的转移也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含义。因为传统的最高权力转移或许只是改朝换代、皇权归属的转移，但民主革命实现的最高权力转移则是国家元首的权力范围及实施方式发生变化。
在考虑现代化或社会进步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时，革命还有不同领域的革命种类。传统社会仅仅关心最高政治权力的转移，而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活动领域的分化和对最高政治权力的相对独立，使得不同领域的权力归属及组织结构体系也有重要含义，因此革命开始分为政治革命、经济社会革命、国际关系结构的革命。还有人把文化和价值符号的结构变迁也解释为革命。
现代社会发展文献中的狭义“革命”的概念，不仅指权力归属及组织结构体系的变化，而且对变化的方式有所界定。
第一个界定是指短期内发生根本结构的剧烈变化。那种权力体系的长期演进过程，只有社会研究者才有兴趣。现实中的政治领导、意见领袖和推动进步的改革者以及公众更关心的是剧烈的变化。因此，人们常常将短期内急剧变化视为革命。
第二个界定是谁主导变化，是自上而下地由掌权者发动和主导变化，还是自下而上地由被治理的社会群体改变权力关系体系。人们通常将自下而上地改变权力体系视为“革命”，而自上而下地改变权力体系视为“改革”。一般而言，改革是理性讨论和设计后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权力关系体系的调整；而革命则是没有统一部署的、由社会群体出于自己的理念或利益发动后、最高权力被迫应对接受、然后卷入所有社会群体参与的权力体系改革过程。
如果把第一个界定与第二个界定综合考虑，就引进一个常识所说的“改良”概念。改良是指统治者主导的、或许被治理者积极参与的、但是一个较长期逐步实现的权力体系的变革过程。
第三个界定是权力体系的剧烈变化过程中是否卷入暴力。如果卷入暴力，就是革命；如果没卷入暴力，就是和平变革。
在许多文献中还对暴力的使用者也有所界定：把统治者引入暴力进行非程序变革视为政变，而被治理者的暴力改变权力体系的行动则视为革命。
笔者在这里仅仅讨论政治革命。笔者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快车道的政治革命，是指权力体系将发生剧烈的变化。
人类民主转型发生的理论
中国人当下对革命是否应当发生和是否会发生的许多争论，是因为使用不同的革命概念的结果。这类故意混淆不同概念后展开的争论，虽然也有为革命松绑从而启动革命、或抹黑革命后果从而制止革命“瘟疫”传播的现实意义，但显然不是理性认知中国即将发生的政治变革进程的努力。笔者认为，无论是否主张革命，只有理性认知革命，才能最大限度地让革命有推动进步、减少代价的功效。
那些不赞成中国会发生民主革命的人们的理由是：中国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条件。他们的一个借口是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还不足以导致中国政治变革。
这个有关政治变革的宏观条件的谜思也曾是人类政治学的主流思想。第二次大战后研究民主化在某些国家（德国和日本）的挫败经验后，人们曾相信需要科学地研究宏观条件的制约作用。文化和社会经济是两大条件；此外，历史遗产、国际条件和社会结构也是被转型学者在数个国别个案研究中提出的对转型有影响的因素。这些研究的基本特征是通过比较各种宏观因素对各国政治转型/不转型的实践的相关分析，确认影响转型的主要因素。
最早提出的文化条件是以“国民性”的概念的方式提出的。德国或日本都曾有过宪政民主方向的制度改革，但在20世纪前期被颠覆。许多人认为，这是德国或日本的国民性造成的。更早的文献还有韦伯的新教伦理的研究强调文化条件是社会理性进行现代化的条件。其后，还有公民文化研究（阿尔芒德）和社会资本（帕特南）研究支持文化是政治进步的条件的观点。
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的经典分析是李普曼提出的。李普曼研究的前后，还有现代化研究支持这类分析。至今，这类分析还是比较政治分析的显学。
以经验分析中呈现的政治与其他因素间的宏观关联作为解读政治变迁发生的条件，由于采取科学的方法（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较政治分析的主流。美国的政治学系在这个潮流下都改为政治科学系。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宏观分析方式开始被挑战。罗斯托在他的经典论文中对转型条件做了理论分析，他区别两个概念：政治变迁的启动与完成的质量。启动转型是政治参与者间的博弈造成的，不需要什么宏观条件。
后来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证实了这个理论。第三波民主化在不同文化类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国家中都有成功的案例。因此，到80年代中期，比较政治转型的主流思想，否认宏观社会经济或文化因素决定政治转型的说法，而是确认转型发生与成败取决于政治参与者的利益-理念偏好和政治行动策略以及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互动博弈。那些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构成的宏观条件在转型分析中依然有意义。但是，宏观分析讨论的都是宏观条件影响转型发生的几率，而不是转型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个别国家而言，这类分析没有预测意义。在这类分析中，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尔逊中心出版绿皮书是一个总结。
因此，人类政治转型的理论支持这样的判断：当中国朝野各界都认为现有政治问题不能继续下去而制度变革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方式时，政治变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到来。那些经济社会或文化因素只是影响转型进程，但不能决定性阻止转型发生。
中国正在步入转型的快车道
笔者关于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的快车道的判断，是基于对现实政治博弈中的朝野各派力量的心态的分析。1989年特别是1992年之后，中国朝野各派力量在现实政治博弈中都经历了一个思想由保守到变革的转型。
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激起国内外的反对和抗议浪潮，曾导致中国政治史上最强烈的转型预期。执政者普遍悲观，而民间则发誓在邓小平死后重新启动民主运动。然而，邓小平南巡后真正实施他的新权威主义保稳定促发展的模式后，经济改革确实刺激经济高速发展，并给各界带来机会。朝野对转型的看法，经历一个高度保守的时期。朝野掌握各类软硬公共资源的人都变成维稳派，执政党强调要以党国强权铁腕稳定掌控政局。民间对89民运失败的批判性反思则强调和平理性、可控有序、渐进演变的变革行动策略。连矢志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反对派也普遍接受和平开放转型的话语，甚至将行动策略限定于政治发言和合法活动，放弃街头运动及其他可能会激怒执政者的行动方式。
然而，暴力维稳虽然促进发展，但权力高度垄断导致腐败和极度不公的发展格局。少数权贵垄断发展果实和机会，大众承担发展代价和成本。广大民众在各类不满中通过各种方式抗争。底层群体事件的频率、规模、领域、卷入社会力量、行动方式、组织化和暴力程度都快速发展。这些发展最初被看作改革的新契机。中层专业人士发起维权运动，呼应胡温新政，力图通过国家法治建设和行政治理改善解决问题，化解民怨。然而，这些专业人士在实践中先是被地方政府维护利益滥用暴力甚至黑社会方式打压，后又遭到中央政府维稳措施的迫害，终于意识到，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改革才有治理改善国家的政治条件。08宪章标志着民间力量就全面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达成的共识。中国统治集团也围绕18大的各级领导换届争权夺利，大打出手。面对糜烂朝局，还有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的官员也力挺政治改革解决问题。
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即将发生急剧变化，这对多数关注中国政局者而言，基本上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现在各方面都乱象丛生，不论人们怎样解读，无非是政治统治者腐败并以暴力压制民间改进社会的努力、道德崩溃和社会各界都缺乏安全这三个因素造成的。而后两者，又是以前者作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中国各方面都认为，如果不解决社会治理者的腐败和滥用暴力，就无法解决其它问题。而治理者的腐败和滥用暴力，又是体制造成的。不仅是体制为治理者提供了条件，现有官场权力体系更是为腐败和滥用暴力提供了诱因和压力。最近几年广泛传播的官场文学和研究文献，都揭示官场中导致官员变坏的现实机制及不可避免性。因此，不论人们持有什么政治立场，中国都需要一场广义的政治革命，对国家治理权力体系进行变革。就连思想保守得几近僵化的胡锦涛也在用改善社会治理模式这类语言谈论变革的必要性。
政治革命的方式
广义的革命，即短期内发生权力体系的剧烈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有关中国政治前景及出路，人们更多的争论是变革究竟该如何搞。这种广义的革命是否是以狭义的革命的方式实现呢？笔者认为，追问谁主导变化和是否卷入暴力革命，是个虚假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大尺度的国家发生或实现剧烈的政治革命，这个过程不论人们主观上如何偏爱或策划，一定是上下互动和卷入暴力因素。
虽然政治变革方式的问题本来是一个主观偏好问题，或者是参与者的自我设定的政治道德约束或者有效政治行动策略的选择问题，但是，在比较转型分析中，确实有很强大的经验分析，支持统治者在转型发生的重要作用和朝野和平良性互动这两个因素对转型成败的重大影响的观点。威尔逊中心提出的转型模式就是这样的和平开放转型模式。根据这个模式，当面临治理重大失败（军事战败和经济危机等）或权力继承关头时，执政者控制力削弱，统治集团讨论解决方案发生分化。一部分开明的改革派启动自由化进程，松动言禁，开放政治活动空间，释放政治犯和良心犯。反对派抓住机会推动进一步政治改革。民间各种力量也加入政治讨论和行动。当政治压力增加，统治集团内部冲突加剧，执政集团改革派站出来呼应民间诉求，经过一个密集复杂的政治博弈，在朝的改革派与在野的温和派良性互动，将各自阵营的激进派边缘化，实现政体的和平开放转型——民主化开始。
威尔逊中心的模式自产生起就一直有争议。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南希对南非的研究），揭示温和精英间良性互动和非暴力行动策略并不是转型成败的必要条件。即使在最终实现的和平转型中，底层暴力抗争也有重要作用。
90年代的民间精英也曾引用这个模式批评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违背了朝野良性互动的原则（陆学艺）。美国学者在解读邓后中国没有民主化的原因及未来中国不会转型时，也强调高层没有分裂这个因素（黎安友）。
中国目前发生的情形很像是对南希研究的一个证实。尽管近年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但中国各界普遍产生的危机感与政治转型的紧迫感，来自底层民众的激烈抗争以及网络公民运动。人们普遍认为，统治集团既没有意愿和动力发动转型，也没有见识和能力驾驭和引导转型。中国政治转型必然发生但动力在民间压力和冲击力。
其实，中国精英对和平开放转型的两个条件本身有重大误解。在和平开放转型的模式中，统治集团能够开放体制，并不是因为听从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理性分析，然后对民间诉求做出善意的回应，而是在大规模政治风潮的压力下被撕裂。所谓良性互动，不是统治集团刀剑所代表的硬实力与知识分子舌头笔尖代表的软实力间的互动，而是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与大规模风潮的领袖间的互动。因此，民间运动选择行动策略，决不能局限于法庭和政治发言，更不能以统治集团的情绪作为底线，惧怕惹怒统治集团。
和平解决政治冲突和决定政治分歧间的胜负，应当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在宪政民主体制有效建立前，和平可以是一些民间力量的政治承诺，但不该是所有力量的选择。非暴力在还有国家的地方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因为国家是唯一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制度化设施。马丁∙路德金虽然号召自己的追随者面对迫害和冲突保持和平，但他并不反对、甚至支持美国总统采取国家暴力镇压那些违法使用暴力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法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法律没有国家暴力能够强制执行，就不是法律。诉讼策略也不过是通过国家暴力实现自己的诉求。在宪政民主国家中，非暴力作为行动策略是正当策略的一种；美国公民持有数百万条枪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政府违背宪法拒绝宪政程序时，民间可持枪反抗，护宪维宪。
因此，中国行将到来的政治革命的基本动力在民间；是以大规模政治风潮发动，然后撕裂统治集团，统治集团的改革派与民间运动的理性派互动，促成政体转型。
政治转型中的中国民间运动转型
当政治动力转到民间，中国民间准备并不充分。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转型经验的知识，导致在转型中选择错误的行动策略和采取错误的态度对待转型中的政治力量。
根据人类经验和中国已有的情势，中国的转型路径图可能是：
在社会普遍不满的情况下，一个非政治的小事件，由于统治者应对失误，不断卷入更多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大规模请愿或抗议风潮，在规模就是政治的中国治理模式中，以具体利益话题为诉求的风潮会迅速转为要求改换领导和变革政体的政治风潮。统治集团围绕是否暴力镇压和接受政治改革要求而被撕裂，改革派站出来响应民间诉求，承诺不镇压并进行改革。
各派力量通过一个类似圆桌会议的程序，经过充满冲突、谈判、结盟、妥协的过程，商讨出一个新的国家宪政建设方案。
按照新的宪政方案，社会各界动员，成立新的党派组织和公民参与机构，对国家建设展开讨论，举行大选，产生新的政府。
在上述转型过程中，中国民间运动需要三种知识：政治革命与社会运动知识、宪政工程知识和政体转型知识。也许为促成圆桌会议的成功，还需要谈判和调解的知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禁止与打压，所有这些知识，在中国几乎都是空白。中国民间运动虽然对这些知识有接触，但还没有成熟到能驾驭这些知识审视和讨论中国转型问题。
也许89后的中国民间运动意见领袖和活动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一系列问题时，最普遍存在的错误心态是将革命和激进手段看作必然导致灾难的罪恶。其实，政治革命就是通过改变权力结构体系，为解决各类利益冲突创造政治程序条件。在社会不满和冲突激化到令人难以容忍、而当旧的权力体系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时，政治革命是必然的。拒绝政治革命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在政治转型中出局。民间力量的领导权将转移到适合运动心态的人手中。而大规模理性力量的出局对未来转型结局会有重大影响，新专制将有更大机会。
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导致灾难性崩溃，还有不少革命的进程基本保持和平。但最高权力重组的政治革命确实也是一次次冒险，不仅其间可能充满冲突甚至暴力流血事件，而且可能因为主要力量间无法就国家新宪政结构达成共识，导致国家政局混乱甚至内战，最后导致新威权恢复秩序。
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区别和指导革命，产生好的结果，避免坏的结果。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是梁启超在清末革命的论战中提出的区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思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政治权力结构但在政治革命中不彻底和完全摧毁经济社会设施及文化建设。社会革命就是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一个暴力机器摧毁社会不满的各类经济社会设施和文化建设。梁启超认为，政治革命可取，但社会革命会导致灾难。其实，从伯克到托克维尔，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欣赏美国革命的原因也在此。政治革命的领导为了动员民众，常常有摧毁被公众视为罪恶的经济社会设施的动力；凭借满足这类要求他们可以获得民粹主义的支持，建立新的威权。
综上所述，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转型中，中国民间运动中的健康力量应当勇于任事，发动和促成民间抗议风潮向政治风潮转化，撕裂执政集团；在动员民众的过程中，强调主要目标是建立合理公平的政治制度，然后在新的制度中解决社会经济诉求，这样可以既动员民众，又避免灾难性后果；当统治集团表示愿意改革、正面回应民间压力时，民间运动应当就举行圆桌会议和政体转型提出可行的建议；在圆桌会议中，应当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各种力量协商，制定新宪政；选举法实施后，民间运动应当立即建立新的党派，通过选战，产生继续推进和巩固民主的政府。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