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该怎样讲述中国的历次人为灾难

【新唐人2012年12月9日讯】 大学时在书摊买过一本奇书,名字叫《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听说后来被禁了,没有再版过。对当时三观混沌的我来说,那本书的作用不下于鸿蒙初辟,书中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描写,现在再读无不一一应验,令我对作者的远见卓识一拜再拜。从序言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有个“罗马俱乐部”,他们的使命说好听点叫盛世危言,说难听点叫唱衰西方,所以他们被称为悲观俱乐部。从《山坳上的中国》里,我还第一次知道“乌鸦文化”,西方人有一种乌鸦文化,而中国有喜鹊文化。用这两种鸟形容东西方文化,既形象又精准。

作家刘震云写过一本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其实是一篇调查笔记,是对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田野调查,冯小刚将其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如今电影上映,灾荒话题成了近期大热点,相关报导和文章密集推出。将大灾荒、中国灾难史和灾难叙述推入公共空间,作家和导演联手做了一件早就该做的好事。

近百年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饥荒和其他自然灾害,既包括民国时期,也包括共和国时期,从官方和民间对那几次灾难的记忆,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待灾难、历史、记忆时表现出的传统和文化。

1942年,灾荒发生的时候,《大公报》记者就写过长篇报导《豫灾实录》,总编王芸生更撰写社论《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不仅是杰出的新闻报导,也是关于1942年大灾荒历史的忠实记录。但蒋介石暴怒之下,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以为惩戒。当时《时代》周刊等外媒对灾荒做出了长篇报导,为此还和国民政府搞得很僵。

对于1942年大灾荒,我村子里的老人讲过一次,说的是蚂蚱过黄河,遮天蔽日的蚂蚱飞到黄河边,他们的飞行能力不足以渡过黄河,于是他们裹成大团漂浮过河,到对岸后蚂蚱死掉大半,但剩下的继续前进。老人最后的总结是:“你看蚂蚱能不能!”

1942年之后,更大的灾荒是“六零年大饥荒”,无论从规模、地域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了1942年,但这个话题至今仍是雷区,普通民众连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人们为几百万还是三四千万争论不休。那几年,我家乡的村民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当我问他们那三年大旱还是大涝,他们又觉得那几年的老天爷似乎还可以,但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自然灾害”的解释,你只能佩服强大的宣传机构。

我的老爷爷辈中的一位在三年饥荒中饿死,我爸爸回忆起这件事愤愤不平,他说村里人称我老爷爷是懒死的,因为村里人半夜都去偷生产队的玉米,但我老爷爷不去,饿死了,所以是懒死的。这种民间讲述,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讲述方式,只不过已经被变形了。

发生在我记忆范围的是汶川地震,而且参与了对这次大灾难的报导,不许报导死人,不许渲染悲伤情绪,不许公布死难儿童名单,不许反思地震,不许追究责任,不许报导灾区负面…..种种不许之下,留给公众的汶川记忆,就只剩下了那几个被救出的幸运者、喝可口可乐的少年、为孤儿喂奶的女民警、亲切看望灾民的总理,仿佛取了一次伟大胜利。这样的国家悲剧,本该按它本来的样子,该悲伤就悲伤,该哭泣就哭泣,该愤怒就愤怒,而后成为国家记忆,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今人们却像被一群喜鹊绑架,并在耳边聒噪着“大地震好,大地震好”,时间久了,真正的历史也就被遗忘了。

这就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方式,也是对待历史的方式。

《一九四二》引发大规模的回忆和评论,就在于它的稀缺。在中国,讲述死人、灾荒、灾难不受有些人待见,不仅人祸不能说,天灾也不能乱说,这种必须唱赞歌不许说坏话的喜鹊文化,正是中国当代史云山雾罩看不清楚的根本原因。

但愿《1942》的公映,是一个好的开始。现在,有些人正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通过顽强的叙述,向公众揭开被遮蔽的历史,告诉我们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如作家杨显惠,通过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考察采访,还原了反右的悲惨历史,如杨继绳对大饥荒的调查,还有一批人对中国远征军、国军抗日老兵的抢救与调查。他们坚持做不招人待见的乌鸦,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真的艰难。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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