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1日讯】（新唐人记者王逍奇报导）中共十八大结束后﹐已卸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离京考察贵州﹔新上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考察深圳。外界分析﹐平民出身的胡锦涛与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两人的不同言行都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而在表面新鲜的背后却存在着危机。
胡﹑习考察地点不同 均为获取政治资本
12月8日﹐习近平首站考察深圳﹐向邓小平雕像献花篮﹐四位曾陪同邓小平南巡的老干部也出席仪式。外媒对比10年前胡锦涛刚出任总书记时，考察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
12月1日至6日﹐胡锦涛在团派出身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的陪同下，到贵州遵义、毕节、贵阳等地的企业、乡村和社区进行考察﹐首站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
时政评论员﹑专栏作家郑公燮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胡锦涛﹑习近平首站考察的地点﹐并不能反映两人真正的政治倾向﹐这是中共领导人获取政治资本的惯常方式。”
2009年农历新年﹐在胡锦涛主持北京中央团拜会的同时，江泽民大唱对台戏﹐高调出席上海团拜会，意在挑战胡锦涛的权威。胡随后上井岗山过年﹐下山后﹐获取政治资本的胡锦涛主持中央军委生活会﹐闭门整肃江系军头。
习近平这次考察深圳“不封路”，上演“亲民秀”﹐引起外界的新鲜感。这是12月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八项规定提出的新做法。习近平在邓小平铜像脚下，也模仿当年的邓，栽下了一棵高山榕。不过，有港媒爆料指，此树其实前一天就种下，习只是摆拍一下。
郑公燮说﹕“习近平和新常委大多太子党出身﹐个性张扬是太子党的共性﹐不过﹐这种场合真正不扰民还是别指望。而胡锦涛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造就了他与出身高干家庭的子弟的差异﹐胡锦涛真正的思想理念与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表里不一﹐使他习惯于掩饰自己﹐形成了内敛隐忍的个性。表里不一往往是中共党员和体制内官员的普遍特征。”
习想继承邓路线﹖胡政治遗产削弱江影响
习近平上任后效仿邓南巡考察深圳，向邓小平雕像献花，表示继续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主政广东两年多﹐忠实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香港《明报》刊文认为﹐从习近平接总书记后的言论看，他似乎更想接过邓的衣钵。之前，习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班就不断重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呼应十八大报告“不走老路（老左之路）、不走邪路（宪政民主路），只有特色路”，而“特色路”的总设计师正是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封杀政改。邓提出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就了以太子党为主体的中共权贵阶层。
时政评论员未普刊文指出﹐今天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包括政治腐败、社会溃败、贫富悬殊、权贵横行，中国的传统道德败坏，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信誉破产，哪一个不是邓小平的瘸腿改革造成的？！邓小平那套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模式，很难操作下去。
江泽民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并塞进党章﹑宪法﹐不仅使权贵们非法掠夺国家民众的财富合法化，还给他们带上“华丽的桂冠”，把他们送上权力的宝座。
胡锦涛十年当政期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放在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上﹐从2006年起废止了农业税，让9亿农民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出身平民的胡锦涛曾先后在偏远贫困的贵州﹑西藏主政和甘肃工作﹐使他的施政更注重于平民阶层。胡锦涛考察革命老区“访贫问苦”﹐也都是在偏远贫困地区。
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之前﹐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行其道。而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等﹐本身就是对江的“三个代表”的否定﹐指责江泽民片面强调GDP高增长的不可持续发展路线，造成了中国巨大的环境灾难﹑严重的通货膨胀﹑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
2007年十七大﹐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作为“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但并没有放在中共“指导思想”的最高位置﹐致使江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仍比胡高出一阶。尽管如此﹐胡锦涛也取得了重大成功﹐改变了邓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一统天下的局面﹐削弱了江的政治影响力。
十七大后﹐胡锦涛调派团派爱将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起新一轮“解放思想”，抬高胡的“科学发展观”﹐摆脱江的“三个代表”的桎梏﹐江泽民对此十分恼怒﹐授意薄熙来掀起“黑打”运动，矛头直接针对汪洋﹐挑战胡锦涛的权威。
汪洋主政广东5年来﹐推行“腾笼换鸟”转型升级﹑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等一系列改革﹐都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国探路﹑做出示范﹐为胡锦涛的政治遗产昇格立下汗马功劳。
十八大修改党章﹐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昇格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并驾齐驱﹐把江的“三个代表”置于历史遗留的过气位置﹐压倒江的政治命根子﹐同时把胡锦涛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推到顶点﹐在政治上进一步削弱了江泽民的影响。
胡锦涛这次考察贵州毕节﹐为他的“科学发展观”寻根。毕节曾经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20多年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曾在那里进行可持续发展试验，因此毕节也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发祥地。
胡﹑习警告腐败亡党 反腐最大阻力在江系权贵
十八大习李新班子上台后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目前已有20名左右的地方官员因涉嫌违纪或被举报，而被中央或地方纪委调查。刚刚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副省部级高官。
不过﹐这与胡锦涛时期查处的两名政治局委员﹑70多名省部级高官相比﹐还差得很远。江泽民时期官场全面腐败﹐江派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贪腐劣迹﹐胡锦涛时期整肃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江派官员﹐其中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
《新华网》报导﹐从2003年至2011年6月﹐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达72人﹐其中﹐正省部级高官17人﹐副省部级51人，中将2人，少将1人。在这72名腐败高官中，受到司法处罚的有56人﹐其中被判处死缓的人数最多，达24人﹐判处无期徒刑11人，判处死刑4人。
胡锦涛当政十年时期﹐江泽民长期退而不休，并通过在政治局常委中安插的亲信，常常钳制胡﹑温的政令。胡锦涛及其一手发展起来的团派始终与江泽民派系缠斗﹐通过整肃贪腐反击﹐胡锦涛从最弱势的总书记到几乎击垮江派。
去年7月江泽民传出死讯﹐胡锦涛随后引渡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回国﹐案情涉及江派政治局常委贾庆林、贺国强和原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廷安上将等高层政要，被称为中国第一经济大案的远华案在困扰中共10多年后终于结案﹐对江派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身兼太子党和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案﹐牵涉江派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李长春﹑吴邦国和一些太子党以及军方高层﹐薄熙来﹑王立军案对江派和中共的震撼前所未有。胡锦涛通过薄熙来案﹑赖昌星案﹐制服了所有江派政治局常委﹐并在十八大前给薄熙来定了7宗罪。
郑公燮说﹕“十八大如果不是保守派元老们干预﹐胡锦涛完全能够击垮江派﹐实现由他主导的人事布局。但是﹐江泽民及其派系因为迫害法轮功的巨大血债﹐与中共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在十八大最后关头﹐保守派元老们为保脆弱的中共政权不垮﹐阻挠团派大将汪洋﹑李源潮‘入常’﹐否决了胡锦涛以团派占政治局常委会主导地位的布局﹐胡被迫全退。”
他还说﹕“中共保守派元老们阻挠胡锦涛团派爱将汪洋进入十八大最高领导层﹐不仅担忧他推动政改﹐而且对他大刀阔斧的反腐言行甚为恐惧﹐因为多数高层权贵家族都拥有数以百亿计的资产﹐维护高层权贵集团既得利益成了十八大主调。”
胡锦涛团派爱将汪洋历年来的反腐清洗了大批江派广东帮高官﹑政法系周永康人马﹐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省部级高官就有5人﹐而且喊出“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利益格局”﹑“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等惊人言论。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严厉警告﹕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也警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纽约时报》报导说﹐公众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正趋于极限。党的高层领导者们一直担心，一旦经济恶化，党就会陷入难以拯救的危机之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著名法学家认为，很难判断目前的反腐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应景，还是确实下定决心。
郑公燮说﹕“习近平如果真心反腐﹐势必触动以江泽民派系为主的高层权贵利益集团﹐遭到江派政治局常委们的反弹。况且﹐中共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要想有效反腐﹐必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改﹐而十八大中共领导层集体已将政改之路堵死﹐因此﹐谁也救不了中共。”
胡锦涛团派一直是抗击江派的主要力量﹐胡在十年当政期﹑特别是倒薄熙来过程中大大削弱了江派。十八大昇格胡的政治遗产“科学发展观”﹐压倒江的政治命根子“三个代表”﹔胡并在党政军高层留下了制约江派的布局﹐一向由江派掌控的宣传口和政法委﹐被踢出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团派和新生派力量上升﹐江系势力已大减﹐团派也是中央委员会中最大的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