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5日讯】十八大刚刚开过，习近平就做了一连串的动作，包括反腐、南巡等等，有人认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是什么新政。究竟这是不是三把火？这三把火烧得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反腐并非什么新政
首先看一下反腐是不是什么新政？据说习近平的班子上任以后的第一把火是反腐。有人统计说十八大以后，已经至少有8名高官落马，排第一位的就是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然后就有山西省的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等等一共是8个。这几个案例能不能证明反腐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我认为这几个案例还不足以证明这次反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这8名官员里面，级别最高的是李春城，四川省委副书记可以算是省部级的，这个级别的官员因为反腐倒下去的，在过去20多年并不少见，仅仅在十六大以后，从2003年统计到2011年这9年间，有人统计就有72名省部级官员倒台，其中在2007年一年就有14名，平均每个月超过1个。
这里，十八大以后落马的8名官员，只有1名是真正的省部级的，其他7个人都是厅局级地市级的，所以这个情况很难证明反腐这次是动了真格的这个假设。况且在这8名当中，有些人还有其它因素的存在，比如说重庆的雷政富，他可能还含有清洗薄熙来余党的因素在里面。
好，我们假设这个反腐是真的，就是这样的话，反腐也不是什么新政。反腐在过去的20年当中，在中共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个常态。刚才我们提到省部级官员在过去9年就有72名。反腐这个常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反映的是中共官员腐败是一种常态，我们可以从倒台官员涉案的金额也看到，就说倒台的官员在过去20年当中，涉案的金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一直到上亿或者甚至是几十亿，就说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反腐本身对腐败并没有抑制作用，并没有打击作用。
反腐说是力度越来越大的话，只能说明腐败越来越严重，如果要说相关性的话，很可能是反过来的，就说反腐本身促进了腐败。这个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造成的。所以这次反腐即使是真的话，也不过就是说比以往的反腐规模可能更大一些，而且时间更集中一些。
反腐本身其实也有一个困境很难解决，为什么要选择反腐作为第一把火？中共今年以来，高层有一点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的，就是说中共的统治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了，就是到了非常危机的程度了，必须有所动作，再不动作的话，这个政权都维持不下去了。
问题是要动，动什么？会不会动政治制度，放弃社会主义？中共没有这个可能性，在十八大的报告文件里面已经证明这点。而像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甚至连司法独立都在内，一个都不可能动，因为动任何一个都会危及到中共的统治。
所以在中共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动，但是一些关键的东西，根本的东西又不能动，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做一些行政调整，这就是反腐的由来，所以反腐不是新鲜的东西。
然而反腐的范围、对象，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中共的整个体系，不管是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官员的腐败都是它的主要动力和润滑剂。在一个官员队伍全面腐败，人人腐败的情况下，要全面反腐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是全面反腐的话，就会触动每一个官员的利益，包括最高层想推动反腐的领导层的利益也在内。因此，反腐在中共的统治下，在今天中共的统治下，它不是一个真反、假反的问题，而是选择哪些人去反的问题。这就是稍微有一点看头的部分，就是谁会成为反腐的重点打击的对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有一类，就是那些已经在权斗当中失利的、被清算的高官的亲信，你像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他就是属于薄熙来这个系统里面的亲信，他原来的事情也是薄熙来、王立军帮他摆平的。这样的情况估计重庆除了雷政富以外，可能还会再挖出一些来，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就是它自己的派系已经失势了，或者是要把这个人作为打击这个派系里面的某些高官的工具来使用，这种人可能会被打击。比如说很可能这个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就是这一类的。因为李的升迁，在早期我们知道在哈尔滨的时候，他可能卷入了韩桂芝的卖官案，而且因为这个丢掉了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位置。但是他调到四川以后，肯定是有人支持他的，因此才可能在丢掉了中央候补委员以后还继续升迁，到十八大以后重新入选中央候补委员。这个支持他的人就肯定不是韩桂之，而很可能是一个级别更高的，更有可能是超出四川省的范围，到了中央。所以这里他出事有一种可能，就是要用他来打击上面那个人；当然也有可能是被别的案子牵进去的。
还有一些就属于，按照中共这个系统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倒楣的，就说被其它的案子牵连进去了，或者是哪一方面没有伺候到，或者是不当心露了馅。习近平上台以后要立威，而中共要牺牲一些替罪羊来安抚民众，这就要看谁撞在枪口上了。因为在十八大之前，所有争权夺利的事情，基本上通过安置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已经定下来了，不管谁觉得不公平的话，要在这5年当中把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拉下来，把自己补上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各派可能会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寻找出一个新的平衡点。在这个时候可能看谁会撞在枪口上，要被当替罪羊用。
八项新规无新意
和反腐相对应的就是中共现在搞的所谓“作风建设”，就在12月4日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议一致同意说是通过八项新规定，强调说是抓作风建设，首先从政治局作起，有人把它简单的归纳起来说是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会议剪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导、严格文稿发表和厉行勤俭节约。这实际上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就是属于廉政建设的部分，还是属于刚才谈到的行政调整这个类型里面的，并不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更高的制度改革。
这些东西本来在中共和政府的内部都是有规定的，只是说没有人执行而已，而且也不是说没有人监管，监管的部门在党内有纪委，在地方上有监察部。但是这些东西历来在中共系统里面都是当作运动来搞的，就是说一阵风过去以后，谁沾上谁倒楣，过去以后变本加厉要把它补回来。并不是说规定本身好还是坏，有还是没有，而是说有了规定也没有办法实行。
现代民主社会的设计就是用民众选票的方式，民众来监督政府，来监督官员，再加上言论出版自由媒体监督，这个全方位的监督使得官员想去腐败，想去做坏事都做不到。而中共的这个监督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是无效的，这个在理论和实践早就反复证明这一点了。你像党内最大的这个监管机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是纪检在去查那些重大的贪腐案的时候，哪一个纪委去参加查案子的官员，他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至少他们赚得也不会少于那些被查处的对象。所以这种监管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腐败查腐败。
也有说第七条严格文稿发表是在推胡的“政治遗产”，这个说法不是很能说得过去的。所谓“政治遗产”，我认为是带有标志性的、带有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个人标志的独特的重大政治决定或者是政策。举一些例子来说，中共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还有一个是以“文革”为代表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89年“六四”镇压学生运动；江泽民的政治遗产是腐败，以经济手段处理权力斗争，还有迫害法轮功。
胡的政治遗产是什么？不知道有谁能够说得出来？当然我相信不会有人认真的认为胡的政治遗产是科学发展观。如果说“不作为”可以算政治遗产的话，那么他的政治遗产就是“不作为”。没有政治遗产，怎么能推他的政治遗产？怎么能继承他的政治遗产？我并不认为习近平在全面接班以后，掌权以后，他会去推或者是继承胡的政治遗产这种说法。
两件截访事和维稳前景
另外就最近发生的两件和截访有关的事情，从这里来预测维稳的前景。最近和维稳有关的两件事引发了不少的讨论，都是和截访有关。第一件事情是北京朝阳区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对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判刑以后的矛盾的报导；第二件事是久敬庄释放访民这件事情。我们分别来看一看这两件事情有没有意义？
朝阳法院的案子当时是有访民在旁听的，访民出来陈述的情况和《中国青年报》的报导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显然是真实的，当时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但是报导以后却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和朝阳区法院否认了，他们承认这个案子有，但是说还没有判。而《人民日报》等等都报导了这个否认的消息，后来否认的消息被广泛的转载。
这件事情有几个蹊跷的地方，一个就是媒体公开报导以后被否认，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假设一下，媒体为什么否认？法庭为什么否认？那一定就是说上面有人觉得把这件事情报导出来以后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这个报导不妥当。那法庭怎么办呢？立刻就否认。中国法律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法官也知道他们只是中共的玩具而已。
这个案子最不愿意曝光的是河南长葛市的官员们，当然也可能包括河南省的官员们，他们都一定会在报导以后到北京去活动，这不奇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能把北京高院、朝阳区法院都摆平了，让《中国青年报》陷于一个报假消息的境地？这就不是说一个地方官员到北京去找一个、两个有权势的靠山就可以解释的。因为长葛市毕竟只是一个县级市，也就是说全国这样的市有两、三千，调动北京高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最关键我认为还是这里的政策问题，就是说可能原先审理这个案子可能是高层有人想通过这个案子找几个替罪羊，让大家对这个民愤极大的截访出出气，当然任何人告诉我说朝阳区法院自己有胆量会立截访这种案子，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重大的跟截访有关的是属于来自高层的政策。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想找几个替罪羊，但是一报导出来以后，地方到北京一活动，把要害一讲，高层去重新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还是弊大于利，或者是更高层介入了原来想找替罪羊的那一级的想法。总之，上面的判定一定是如果说判了截访的，各省各地都威胁要撂挑子，就是说他们不管上访人员了，随便人家去北京上访，那北京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最高当局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这个案子否定了再说，争取一点时间，从长计议，就是说不要现在把这个判的消息拿出去。
本来这个案子判的10个都是农民，那你说农民自说自话自己去办一个截访公司，谁都不会相信的，就是真的办了个截访公司，那也是和地方政府签了合同的，更可能的是这些农民直接就是当地政府雇用的。
总之，如果说这个案子判了以后说截访是违法的，那么首先当然就不会是这些农民违法，而是派他们来的河南长葛市的政府在违法。可是截访的又不是长葛市一家，各省各市都有，要查违法的话，那就是说要把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说成是违法的，都要上法庭去审判，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案子去公布的话，就是10个河南的农民违法来截访，那真的是让人家笑掉大牙。
中共自己是最要面子的，中共它不让地方政府在北京截访的话，难道都让全国的访民都到信访办去？所以截访本身就是地方政府讨好中共最高当局的做法，因为访民多了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不好，得罪的是北京高层，所以才会出现截访。
2005年的《信访条例》就规定了禁止越级上访。所以这是来自最高层的，归根结柢要求各地用各种方式减少访民，包括截访在内的，正是中央，所以让朝阳法院判这个案子，在一开始从中共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欠考虑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鼓舞全国访民而打击各地官员，这个是中共承受不起的。这个替罪羊不是这么随便就能找到的，不是说找10个农民判一下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一条消息。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久敬庄一次释放了几万访民，后来经过核实以后可能最多也就是数千人，“六四天网”最后估计可能是4千到1万人。有人把它解读为习进平的新班子可能是即将要公开清算和处理政法委，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情也可能被人过度解读了。
久敬庄是北京市访民的接待中心，是遣返访民的集中地之一，它不像一般的地方政府在北京或者在各地设的“黑监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关押访民。久敬庄这个地方访民的流动性本来就很大，因为它的规定是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当然有很多超过的，但是总的来说，它是属于一个短期关押的地方，是遣返访民的一个集散地。
这件事情发生在12月4日法治日（“普法日”），就那一天有上千或者是数千的访民到央视去表达诉求并且要求普法，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就出动了大批的警力去拦截，并且用数10辆大公交车送往久敬庄。根据访民了解的情况，除了少数访民被地方截访人员带走以外，当晚大部分访民都被分批释放了。这就是当天出现大批释放访民的这个传说的来历。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些访民是冲“普法日”去的，就是说“普法日”一过，就没有北京警方什么事了，就是北京重点部门，像央视这种部门就不存在访民再去要求普法，去提诉求这件事情了，剩下的事情就要交给地方的截访部门去处理了，所以恐怕谈不上这是清算政法委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特例。
政法委本身它是中共干涉司法和镇压民众的工具，政法委并不能够独立于中共存在。从历史上看，中共建政的时候最早的四个委员会之一就是在政务院下面设了四个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政治法律委员会，也就叫政法委，它是属于政府机构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下面政务院下属的政府机构。它管辖的范围倒是一样的，也是公、检、法、司，大概存在了10年左右。它的基本思想还是作为专政工具使用的，协调公、检、法、司的。
六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个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真正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是在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它的作用是取代原有的党委直接管司法。原来是党委直接管司法，后来党委要从司法当中撤出来，因此又要一个党的工具来监管一下，所以政法委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党干预司法的工具。只是说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和赵紫阳一直试图在让党政分家，司法相对独立，所以政法委多少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是处于比较弱化、比较边缘化的状态。
而到了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法委就摆脱了边缘化的状态，但是整体上它是一个大的形势下摆脱边缘化的，就是在整体上以党管政、以党代政的做法渐渐的变成主流，而政法委的权力是随着党委权力的扩大而扩大的，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真正政法委的扩权，这都是我们多次谈到的，它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后来又扩大到针对更大人群的维稳机制，最终翅膀硬了，到了政法委头子周永康和薄熙来联手阴谋篡权形成另一个中央，对现有中央的挑战，这才迫使胡、温和习近平联手对政法委打击、削权，导致今天这个局面。最终是压制周永康，限制和削弱了政法委的权力，而把部分政法委的权力回收到党委。
这个过程分析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采取的措施都是从中央政法委权力过大对中共本身和中共最高权力中心造成了威胁，要想消除这个威胁而采取的措施，就从这里出发的。周永康退休以后，这个问题有一大半就自动解决了。退休以后，周永康本人是否要被清算？被清算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和对政法委本身的处理已经没有关系了。政法委怎么处理的？政法委就是不入常、削权，从此俯首听命，继续做中共的工具，这就是政法委的结果，没有再进一步的清算了。
上次我们谈了，在中共找出社会治安的替代方案之前，还得继续维稳思维和维稳政策，还得继续利用政法委来干预司法。而事实上中共在这个维稳的怪圈当中它是没有解的，它不可能找到现在维稳思维和维稳政策的替代方案，除非是依法治国、司法独立，但是那个不会在中共的统治下发生，所以归根结柢还是中共统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法委自身的问题，政法委的问题不能和中共统治的这个大环境分开来考虑。
南巡深圳和朝拜革命都走不通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南巡深圳的问题。习近平上任以后，他第一次出巡就是效仿邓小平南巡深圳，这和胡锦涛一上台去朝拜西柏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也是习进平对自己的自我定位。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对于自己在中共体系内的合法性显然要比胡锦涛要自信的多。胡锦涛他必须到西柏坡，就是对中共来说具有夺权、政权合法性纪念意义的那些地方去朝拜，以对中共这一代打江山的老人表示他对他们的效忠，这是平民出身的胡锦涛须要做的事情。而对于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来说，他就可做可不做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仅选择了和胡锦涛不一样的做法，他也选择了不同于同是太子党的薄熙来的做法。薄熙来是通过唱红和朝拜各种中共革命标志性的地点来强调自己坐江山的合法性、正统性。习近平南巡走的是他父亲习仲勋和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路，而不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的路，是经济改革给中共提供的合法性基础的路。然而今非昔比，这条路已经走了30多年，事实上已经证明走到头了，走不通了。他们走的是不同的中共合法性的路，一个走的是毛泽东打江山的合法性；一个走的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的合法性的路，这两条路实际上都走到死路上了。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