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2日讯】【导读】1951年，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巫宁坤受邀到北京燕京大学担任西语系教授。巫宁坤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是爱国主义者，读左翼书刊（但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希望为民族贡献一分力量。他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他们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阻止不了他的热情。回国后，巫宁坤被迫经历一场又一场无可逃脱的政治运动与一连串的政治学习，1957年，从美国回到祖国6年之后，巫宁坤被打成“右派”，送到偏远的北大荒去接受“劳动改造”，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儿。从此他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农村再教育，蹲“牛棚”，受尽凌辱、迫害和艰辛，长达22年。劫后余生的巫宁坤用一句话概括他近30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巫宁坤的个人历史，也是同时代中国诸多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弃业回国
1951年新年，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读博士的巫宁坤，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的急电，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巫宁坤毅然抛下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回归故国。他在回忆文章《燕京末日》是这样表述的：
“1951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7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8年的故土了。”
学习洗脑
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巫宁坤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恩来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轮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在一次课间，他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时的译作。
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允许的。
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朗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这弄得很多人显得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他思想落后。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约有20多名的英、俄语老师开他的批判会。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时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悼念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个人英雄主义。
1955年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
他刚到家，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这个家，把东西扔得满地。还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临走时，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
这时，巫宁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伤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谨小慎微”。同时他想起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在这期间，他听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了。接着他又听说南开还有其他人自杀。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但是，由于自杀事件不是一个两个，“运动”马上降温。当又一次盘问巫宁坤在美国的经历、并怀疑他的爱国主义时，他开始愤怒地反抗了。他说他的一生是敞开的书。
他被软禁在家时，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译起来。他觉得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党报刊登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使巫宁坤更加深了对周恩来报告所怀抱的信念。
5月中，学校人事处通知他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他们夫妇带着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
被打“右派”
7月中，巫宁坤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也包括钱钟书等人，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感到原文辞不达意，就脱口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素来以言辞锋利而闻名的钱钟书，这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这使巫宁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他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不理解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像对皇上一样山呼万岁。
返校任教后，他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在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供应几家重要学术刊物的约稿。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的批评出现不少“毒草”，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人们，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这之前，校党委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大伙的发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动员巫宁坤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他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是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学校的毛校长（女）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的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摔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轮到我巫宁坤！
患难夫妻
确实，李怡楷是个极忠实的伴侣。1952年冬天，燕京大学撤销后，巫宁坤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时，李怡楷还是南开英语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人称“假小子”，自行车骑得很快，冬天还爱溜冰，还是女排健将。由于巫老师讲课特别好，她有时和别的同学一起到巫老师家串门，也顺便说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和问题。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这使巫宁坤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1954年7月一放假，他们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的话，而且不给怡楷分配工作。他们就依靠巫宁坤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1956年夏初，巫宁坤被调回北京那所学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管理英文报刊。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李怡楷一度险乎被迫放弃公职，后又把她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
现在巫宁坤面临生死，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亲眼看看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她先后两次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儿子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轮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势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次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哪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放出“牛棚”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在抢收小麦，忽然值日队长通知他去和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在一个树荫下，这个中年男子向他宣布：“农场领导让你回家保外就医。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吗？”“保外就要好好表现，明白吗？”重重顾虑，向李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这样，巫宁坤赶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见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直奔合肥。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李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他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8月初，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怡楷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给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
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年底，全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把他画成“笑面虎”的漫画，说他是“死老虎没死”。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还有他班上的一群学生在夜间冲进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把他拉下床，拖到楼下门口与外语系几位直挺挺跪在门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从此，作为“牛鬼”被关押在“牛棚”，离他“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他的七十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也被诬称为“地主婆”，被轰回扬州老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临时工”工资也由70元减为30元。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对“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斗争和严管更加升级，并强迫他们从事重劳动。同时，还逼着他们写出了这样的“认罪书”：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XX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用 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XX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1968年11月，安徽大学师生员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残和“牛鬼”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一连走了好几天，每晚途中宿营时，“牛棚”的人还得组织学习“四个伟大”或进行批斗。吃饭时，人人都得向挂在墙上的毛XX像鞠躬“请示”，背一条毛XX语录。吃完饭后再到毛XX像前“汇报”和高呼“毛XX万岁”。
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是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她只有一间半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全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1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从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到 1980年改正“错划右派”，巫宁坤耗费了黄金岁月二十二年的!其间饱含了多少的血泪辛酸!
感慨万千
1979年10月，巫宁坤在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去看望老同学。在分别二十八年后两同学见面了。岁月无情，此时的他们都已进入中年，其身份有了天壤之别：一个是国之瑰宝、名扬四海的大科学家，一个却是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的沧桑苦命人。两人晤谈了一番，临告别时，巫先生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假设两人调换一下位置，当年在旧金山是他送李政道回国而非李政道送他，结果会怎样？李政道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吗？能坐在中国政府的重要国宾席上吗?
历史是不会因为假设而改变的，但由此，我们可以作番推测：倘若巫宁坤真与李政道调换一下位置，就巫先生而言大约不会有这等苦难生涯，在事业、生活上等方面也许都有质的变化。当然，他是否也能拿到诺奖？这谁也不敢打包票。至于李政道，他极有可能会受巫宁坤那样的苦难，还可以肯定的是，李政道是得不到诺奖的，不管他智力如何超群工作如何努力，因为这不是以个人能力和意志而转移的，在那个制度下，他至多是个螺丝钉。从巫宁坤身上就可以找到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来。
巫宁坤先生是他们那一代海归知识分子的缩影……
原标题：巫宁坤回国落难记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7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