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7日讯】【导读】没有经历过那段“史无前例”历史的人，很难想象为了某种争论，人与人之间可以斗成那样；没有经历过那段“史无前例”历史的人，很难想象，人与人之间，可以那么残忍相待；没有经历过那段“史无前例”历史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家庭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可以互相成为仇人，甚至无底线地互相加害。下面是张红兵先生以悔恨、内疚、悲痛的心情，讲述的“文革”期间发生在他以及他的家庭的，令他终生负罪的惨痛经历。
张红兵的家庭
请允许我先展示一张珍贵的、失而复得的、关于我的家庭的“全家福”黑白老照片（照片一）。这张照片大约摄于中国大陆1964年“四清运动”之前的1962年（？即需要继续考证。下同），拍摄地点在中国安徽省怀远县城关镇南大街（？）照相馆。
我的父亲张月升：照片中左起第3人。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历任战士、保健员、军医、团卫生队队长、皖西军分区桐城医院（现市人民医院）院长；1951年转业，历任安庆专署中心卫生院室长、宿县专署卫生科课长、怀远县卫生科（局）科长；离休前任五河县商务局副局长。
我的母亲方忠谋（曾用名方忠模）：照片中左起第6人。1926年生。1949年2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历任卫生员、护士、护士长。参加渡江战役，救死扶伤，英勇无畏，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荣立三等功一次，出席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1950年11月转业，历任安徽宿县专署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怀远县医院医疗股副股长，1956年出席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生前任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70年2月，因赞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恢复他们的一切职务”、反对搞个人崇拜等言行被捕，1970年4月11日不幸遇难，死年44岁。1980年7月23日，宿县地区中级法院刑事判决（刑再字〔79〕第156号）认定：原一、二两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我的姐姐张芳（文革中改名张代红）：左起第7人。1952年6月5日出生于宿州市。当时是怀远县乳泉小学学生。文革开始后，作为固镇中学推选出来的“安徽省固镇县革命师生赴京参观学习代表团”最小年纪的成员之一，去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暨革命师生大会，不料患上流行性脑膜炎；从京返回固镇家里没几天突然发病，因抢救无效，不幸于1966年12月18日去世。姐姐的夭折，给全家人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我——张红兵（原名张铁夫；文革中改名张红兵；进行文学创作时用名方张铁夫）：左起第2人。当时是怀远县乳泉小学学生。文革前，我是固镇县卫生科家属宿舍少年儿童课外“学习毛xx著作小队”的成员，小队的主要活动除学毛泽东著作外，就是学雷锋、做好事。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兴起后，我还是县实验小学的一名6年级学生，因年龄小不能参加红卫兵；经当时的中共固镇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小队中有8名小学生成为了红卫兵，姐姐和我是其中的2个。
当时，我家住在县卫生科大院内门朝南的宿舍3间瓦房（门西侧是1间厨房）：东屋铺着我和弟弟睡觉的一张木床；中间是客厅，西屋是父母的卧室；除了生活必须的床、桌子、椅子、凳子外，家里没有一件称得上“豪华”的物件。我家当时最令外人羡慕的“奢侈”品，是父亲买的一台当时最高档的上海无线电三厂产、袖珍“红旗703”晶体管收音机（它现在还在，但不能使用了）；通过它能收到许多境外节目，但收听时的一波又一波、时强时弱的“呜——呜——呜”的干扰噪音令人讨厌。父亲严厉地告诫舅父和我：“不准你们收听‘敌台’；不要把头往刺棵（桐城方言，即荆棘）里拱！”
在父亲张月升被本县卫生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以下简称造反派）贴大字报、揪斗、游街示众后，为了“紧跟毛xx的伟大战略部署”（“两报一刊社”语；下同），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的父亲张月升划清政治界限，我在县卫生科大院内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
《检举揭发固镇县卫生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张月升的罪行》
1、在怀远县时，我用木头刻制了一把小马枪，张月升看见后说：“老子过去玩枪玩够了，你还在玩！”不由分说，就把我的木枪折断了。张月升的这种行为，不符合伟大领袖毛xx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
2、张月升对自己的女儿特别好，说要让自己的女儿穿戴漂漂亮亮的，让自己的老婆方忠谋带女儿去裁缝店做花格子褂子，还给女儿买雪花膏。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作怪。
3、……
第3条什么内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我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以后，招来县卫生科大院里的大人、孩子们的围观、议论。第2天，造反派组织在县卫生科大门对面——当时的东方红路北侧土产公司院的墙根，刷出了用漂亮的魏体字写的红纸白字大幅标语：“向敢于对走资派父亲反戈一击的红卫兵小将张红兵学习、致敬！”
对于我的这种叛逆家庭、破坏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任何一句话——从我的眼光来看，他们也绝不会反对；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官方的舆论导向和整个中国社会思潮就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父亲张月升——一位对上级的指示毫不含糊的坚决执行者。我无从知道父亲是如何在自己管辖的全县卫生系统贯彻执行上级领导关于“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简称“破四旧、立四新”）的“重要指示”的，因为我是个孩子；但在家庭里，他是通过我（比我年龄小的弟弟可能包括在内）认真落实了上级的最新指示：
我兴奋至极，在父亲、母亲的帮助下，在家里四处搜寻，翻箱倒柜，找到了“战利品”就进行破坏；我的“累累战果”如下：
1、一口带有游龙戏珠图案的腌菜缸（现在很难看到这种东西了）；
2、我的外婆从老家带来的、在乡村小学当教师的外公使用过的1只盛毛笔用的长方体青花瓷笔斗，四周写有文字、绘着山水、人物图案，斗底有题款（写到这里我心疼哇！说不定它属于明、清文物呢，最不济也是民国的:那得值多少钱哪！）；
3、……
在“大破四旧”的同时，我家也进行“大立四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当天中午吃饭前，父亲指着客厅正面墙上方并排张贴的毛泽东、刘少奇的画像，面带神秘地对我说：“你踩在凳子上，把他（刘少奇）的像拿下来。”对此，我虽然心里有疑问，但也觉得不能贸然地问爸爸“为什么？”只是按父亲的话做了。母亲站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
1966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只是文革的开头，它将按照“毛xx的伟大战略部署”继续向前发展。此时，我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学生，在主体本身刚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同情、照顾老残幼弱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都成了“四旧”之列的东西，必须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中随处可见可感的“老大哥”思想。这种统一的思想，在当时就唱遍全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40多年后又由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仆人——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带头重新唱响的经典红歌之一的《爹亲娘亲不如毛xx亲》中，作了最高度的概括：
……
爹亲娘亲不如毛xx亲；
……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但是，它终于导致我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如同前苏联小英雄、让父亲被逮捕、消失的帕夫利克一样的“告密者”；我告发自己的亲生母亲，酿成了一场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大陆文革中也属凤毛麟角的惨绝人寰悲剧！在这里，人性之恶终于结出了有剧毒的绚丽之花！由于我的愚昧无知，竟然演化出一段夫妻反目、姊弟绝情、母子相残的、渗透着我的家人鲜血和泪水的、让人不忍卒听的往事！
我不但在当时攀登上了破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巅峰，而且至今还咀嚼着自惭形秽、后悔内责、形影孤单、亲人怨艾、闻者不齿、万人唾弃的灵肉撕裂、内心煎熬的苦果！43年来，我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之路上蹒跚而行；直至我走到火葬场的那天，才放下它。我非常明白：自己将被永远的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子上；如果真有地狱，我应该下地狱，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我的弟弟：左起第4人。当时是怀远县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大饥荒的1960年代的一天，他在幼儿园吃午饭时，留下一小撮肉丝舍不得吃，傍晚回家后，他喊上了我；我俩爬上我家所在县医院门诊部宿舍——常家祠堂大门对面的混凝土块堆上坐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纸包，让我分享他本应一个人吃的肉丝。
我的母亲方忠谋遇害始末
现在，就像在教堂里面对神父的告解——我面对着自己的良心、人类的良知，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地进行忏悔陈述，真实地说明我的母亲方忠谋冤案发生的主要经过——我从成堆的案卷袋中，找出了一本破损严重、暗红色封面的工作笔记本——其中有1970年2月15日我写的21页的《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方忠谋罪行》、父亲张月升、舅父方梅开和弟弟写的揭发、检举材料等副本原件（以下简称检举揭发材料）。我力图以家庭档案为依据，结合自己的回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1970.2.13（农历正月初八，中国传统新年后的第8天）夜晚。窗外寒风凛冽。冰天雪地。道路一步一滑。
我的父亲张月升、母亲方忠谋因事发生口角后，母亲说出的一句话使我感到了愤怒。
至于他们因何事口角，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我就省略了。我想说：虽然双方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我的父亲张月升与母亲方忠谋的感情是好的。在母亲案发的当年，固镇县就有一种传言：“张月升告发方忠谋，是因为双方夫妻感情不和、张月升有外遇”——这是父亲当时告诉我的。今天，我可以用许多事实和理由来驳斥这种无稽之谈；现仅举一例为证：
因为父亲张月升是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整个国家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突然间，他这位经过枪林弹雨、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老革命”，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固镇县卫生系统（包括卫生科、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城关镇和全县各区、人民公社医院）“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在最初阶段，父亲张月升天天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在县城各机关、街道上游街示众，社会各色人等兴高采烈、强势围观（真正的中国特色！）；由于次数多而让观众形成了“审美疲劳”，后来就逐渐减少了，直到停止。
大约是1967年初，我参加过一次在卫生科大院里举行的夜晚批判斗争父亲张月升的大会。有人喝令：“固镇县卫生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张月升跪下！”父亲顺从地跪下了，低头面对几十名“革命群众”和他们的家属、孩子们。又有人喊：“让走资派的臭老婆方忠谋上来陪斗！”站在会场一边的母亲大声反对；“凭什么要我陪斗？！”那人叫到：“就凭你是走资派张月升的老婆！”在造反派们的呵斥下，母亲极不情愿地站到双膝跪地的父亲身边。这时有人对父亲拳打脚踢；母亲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语句，以下简称“十六条”语）她一边用自己的柔弱的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一边用多病的身躯护卫者自己的丈夫。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结伴而行——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回到家中后，在父母的卧室里、昏黄的白炽灯下，我的40岁刚出头、年富力强的父亲说自己的肾脏区很疼，小便尿血。父亲当着母亲的面擦拭着眼泪，动情地说：“我这右腿，是1945年在山东临城姬庄战斗中，被日本鬼子炸残废的；我的右手肘被国民党顽军的枪弹贯通、完全失去作用了。没想到我14岁离家参加革命，干了20多年，今天却落到了这个下场！”母亲一边用好言好语安慰他，一边找出家里的旧布，包上了棉花，当夜为父亲缝制了一付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父亲挨斗前穿戴。母亲对我们解释说：“他们拉我上台陪斗，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是我愿意上台的。因为按照“十六条”规定的精神，作为个人，我必须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
然而，母亲方忠谋对文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我姐姐病亡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母亲似乎变成了鲁迅先生小说《祥林嫂》里的女主角，逢人便说自己的好女儿张芳生前的所作所为；她的心态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才逐渐恢复正常。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身患高血压病、心脏病的母亲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了长达2年时间的隔离审查，批判斗争、监督劳动，不予解放。正因为有这些亲身经历，母亲对自己参加工作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断地进行思考，由此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反感。
好，让我们回到1970.2.13夜晚的家里。
当母亲指着一本书上印着的毛泽东语录“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时说：“要是自己的话，字体大一点，只用引号，这是引用人家的。”
我严厉地斥责母亲说：方忠模！你不要装糊涂！你想用语法问题为幌子来搅混水，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你已经放出来了，想用学术问题装疯卖傻是过不了关的！
方忠模假笑道：我是大老粗，初中只上一年，你是知道的。我不懂什么学术不学术。
我坚决回击：我知道你什么！
方忠模坐在椅子上，疯狂叫嚣：我就要为刘少奇翻案！
当母亲方忠谋的口中明白无误地说出“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等话语时，我感到的是震惊——我的母亲真的是——而不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人怀疑是——一个“阶级敌人”！
母亲竟然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魔鬼一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因此，当时我气愤地批判母亲方忠谋说:（平时）你装得多么“革命”，今天你露出了反动透顶的真面目！
在震惊之余，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是毛泽东的一名红卫兵，并迅速投身于“阶级斗争的战场”——家庭批判斗争会，对“现行反革命份子”——母亲方忠谋进行批判斗争！我批判母亲说：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已被关在大牢里，被枪毙了，你还在为他翻案！”
这时，母亲转换了话题：为什么把×××、××、×××（当时固镇县医院的1位院长、2位医生的姓名）打成反革命！……
在当晚家庭中的激烈斗争中，我想到了毛泽东：
我想到毛xx，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打开收音机，听听毛xx的声音。让方忠模发抖吧！〔广播正在播颂《国际歌》〕）
我继续以在战场上与“阶级敌人”拼杀的勇气，和身患多种疾病、手无寸铁、仅仅是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正在做家务的母亲方忠谋进行“殊死的战斗”：
我警告方忠模：住口！你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你的狗头！（当时我正在刷碗，方忠模正准备洗我们洗澡〔后〕换下来的衣服。）张月升、我们说，谁要你洗衣服！马上我统统把它摔到门外！”
当母亲方忠谋对我说“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时，我马上就想到了：我必须“站稳阶级立场”，与“现行反革命份子”的母亲“划清政治界限”：
我们坚定地回答：谁是你的孩子！我们是毛xx忠实的红卫兵，你是现行反革命份子，站在反动的立场上！
当晚，家庭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在继续，而此时，拖着病体在固镇县医院供应室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中午、晚上都没有吃饭的母亲方忠谋，仍然在尽着一位母亲和家庭主妇的义务——她一边做家务劳动，一边与我们进行辩论，她批评道：
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像？！
我却认为：这是最死硬的反革命分子方忠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
作为一名毛泽东忠实的红卫兵，我继续挑衅，向身体已极度疲惫、虚弱的母亲发起“进攻”：
当时方忠谋正坐在小凳子上〔在木盆里〕搓衣服，我端着一〔瓦〕盆刷碗水，说）你〔如果再〕要放毒〔指的是母亲继续公开讲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就用〔瓦〕盆砸碎你的狗头！”
母亲方忠谋的眼睛一瞪：你敢！
接着，按照长年累月看登载“两报一刊”社论的报纸、收听统一舆论导向的广播学会的话语体系，在家庭里，当着父亲、舅父、弟弟的面，我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发表了对母亲方忠谋进行批判、斗争的长篇大论。
母亲愤怒异常：你再说，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
我对母亲方忠谋怎么做？请看以下我的亲笔记录：
我更是提高了声音：方忠谋！告诉你！无产阶级政权永远牢牢掌握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xx的手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xx、林副xx直接指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xx，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讨之！方忠谋你敢进行反革命行动，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马上就有解放军来，逮捕枪毙你！
方忠谋疯狂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行！张月升说：方忠谋告诉你！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 方忠谋空虚地笑着，拿一支烟点燃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吸烟。她倒在（藤）椅上，一副”纸老虎“的样子。我坚决表示和方忠谋划清界线。
这时，父亲张月升命令母亲方忠谋：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我记录下了母亲方忠谋对父亲命令的回答。 方忠谋说：那还不好写吗？我5分钟就写好了。我敢想、敢说、敢干！
父亲张月升拿着母亲方忠谋写完了的那张纸，走出家门报案。当时，我甚至怀疑父亲没有真去报案，又亲自写了一封简短的检举信，包裹上学校发给自己的、红色塑料质地的“固镇中学红卫兵”胸章（固中红卫兵营0108号），乘父亲离开家门之后，我跑出到同住一大院内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张排长家门前，将检举信塞进了门缝里。
我清楚地记得：夜深了，寒气袭人，家庭批判斗争会已经停止，我和弟弟、舅父方梅开关门坐在东屋内；由于情绪极度紧张和寒冷，我浑身颤抖，上牙不停地打着下齿“得得得”响。谁都没有想到，在客厅里，性格刚烈的母亲方忠谋豁出去了——她一不做、二不休，突然用扁担划下东屋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正好这时父亲报案回来，进门看见了就与母亲搏斗；我和弟弟闻声拉开自己的房门，我操起擀面杖大喝：“砸烂你的狗头！”父亲张月升把地上的半张毛泽东画像捡起来，出门去。母亲方忠谋退回西屋内，插上了门销。
我从门缝里看见母亲正在烧毛泽东画像等。我们就在外边一边拚命地用手掌、拳头拍打卧室的木门、用脚踢门，一边对母亲叫喊；“开门！开门！开门！……”这时，父亲张月升从外面回到家里，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一面踢门一面喊：“开门！开门！”这时，母亲把门打开，我们一看，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一张毛泽东诗词手迹（印刷品），连同镜框里的一张毛泽东画像、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都被母亲方忠谋烧毁了。
当时，父亲张月升命令我：“打反革命分子！”我手持擀面仗，面对着自己的生身母亲实在下不了手——我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好像就要跳出胸腔——但是，我还是下手了。我们气得咬牙切齿，打了反革命分子方忠模。
当时，我没有用擀面杖往母亲的四肢上打；更没有往她的头部砸（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坚硬的木棍是不可以砸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要害部位的！）我只向母亲的背部打了两下（但是，现在我要说：我确实犯下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恶逆之罪”；而这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父亲要我“找绳子把反革命分子捆起来！”他再次离开家门。
当我正在找绳子时，父亲张月升与县公检法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我家中。张排长对着母亲方忠谋的腿弯猛踹一脚，母亲顿时跪下，双手被他们拧到背后，用带来的麻绳捆绑母亲——就像包粽子（中国的传统食品之一，用苇子叶把糯米包成立体三角等形状，然后煮熟吃）那样捆扎起来（我似乎听到母亲的肩和胳膊关节被捆紧时发出的“啪啪”响声）；他们把母亲拽了起来。母亲昂首挺胸走出门外。
（待续）
注：张红兵（方忠谋的儿子）
原标题：一个“逆子”的忏悔与救赎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