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3日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诗句，出自北宋诗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它传达了作者面对成败的生活态度，即无论面对失败还是成功，都要保持一种豁达淡然的心态，不因一时的成败而妄自菲薄。
范仲淹（九八九-一零五二），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一零五二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六十四岁。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俶一同投宋，端拱初年（九八八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九八九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九九零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音yue），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二十一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原是姑苏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生活。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好好学习，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刻苦攻读 终于中第
南京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来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鱼得水，欢兴致极，所以他十分珍惜这天堂般的知识殿堂，不思昼夜，刻苦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一零一五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一零一七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缚。宋真宗天禧五年（一零二一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一零二四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一零二八年）春，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二千六百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朝廷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到了朝廷，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因不畏权势、伸张正义而三被贬谪，被人誉为“三光”。
在朝廷，范仲淹整天不是与皇帝相随，就是与达官显贵为伍，无形中被推进了险恶的政治斗争漩涡。当他得知宋仁宗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但朝中各种军政要事，却全凭六十多岁的刘太后把持，自己一点权力也没有。并且还听说太后选定“冬至”这一天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千点给她叩头庆寿，便上书力谏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乱了后世的体统？为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至河中府任通判。京城的大小官员成群结队送他到城外，大家举杯饯别：“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几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任命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有坐热，“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举双手赞成，猛拍皇帝马屁，还振振有词：既然平民都可以休妻离婚，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食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却不识时务，引经据典，摆出一堆大道理，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烦得受不了，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把范仲淹贬到睦州。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送别，大声赞扬：“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一零三四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过数年，范仲淹再次被朝廷起用，任命为待制职衔。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没有接受一点教训，还是那样的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和黑恶势力不共戴天。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便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后，仁宗还是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士大夫们轰动了，第三次跑来喝饯行酒，啧啧称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
“三光”之后，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告诫他说，君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叫声，愿君此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可保平安，可荫妻子。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也幸亏有宋一代都能够遵循不因言事杀大臣的祖训，仁宗又是个不是太糊涂太刻薄的皇帝，所以，范仲淹虽三次因言获罪，还都能毫发未伤，反倒获得“三光”美誉，那些与他惺惺相惜、饮宴相送的臣僚也都没受株连。
一零三九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延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这时的范仲俺已经五十二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视察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于是范仲俺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 等相应的措施。修固边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范仲俺采纳部下种世衡的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城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终于从地下一百五十尺处冒出了清泉，于是取名为清涧城。种世衡又大兴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补充了军粮；又募商贾通贸易，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同时，鼓励军队练武习射，把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自此人人能射，终于使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
庆历三年（一零四三）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他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订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一零五二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六十四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 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 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