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7日讯】官德不修是私暴行为的源头
因为发生了冀中星首都机场自爆案，因为发生了有犯罪前科的人在街头摔死无辜幼儿案，中国的政治学习对象新加坡《联合早报》，指称中国社会已进入“私暴力时代”，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私暴者们扰乱公共秩序、危及社会安全的做法都不应被合理化”。然而，中共官员的私暴行为却未被指斥，后者不仅导致中国“暴力时代”的源头，而且奢侈之风、不讲诚信对社会的毒化更深。
官员酗酒后对社会公众实施暴力的案例已经多得无法枚举，包括酒后驾车肇事，均是私暴行为。更有一些软性私暴行为存在，即直接用语言伤害公众，温州动车追撞事件前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为掩盖真相“反正我信”，今贵州副省长陈鸣明“不爱国即人渣”等狂论，皆是活生生的证明。这中间还有清华法学教授易延友“强奸‘坏女人’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之法盲鼓噪。如果说官员纯粹的私暴行为引起了民间模仿的话，那么，官员的软性私暴行为则让百姓彻底失望──这个社会已没有说理的地方！
习李政治的一串数据
当局高层十分明白：私暴行为的普遍化是社会动荡的引信，至少也会导致突尼斯、埃及等样式的街头对抗。因此，在他们拒不反省官员私暴行为之道德性损害的同时，又对网民有暴力色彩的言论进行迅速打压。其结果不仅是吴虹飞女士被刑拘的恶劣执法事件发生，而且给被抑制的维稳滥权带来了重新抬头的机会。形象地说，用合法暴力打击吴虹飞女士相当于这个政权是一个赌场，而赌场的老板竟然对自己的赌场进行抢劫。看起来，这不可理喻，但赌场老板已经不满足于抽筹与坐庄的收入，而试图将赌徒身上所有的钱财迅速洗劫干净。
赌场抢劫式的政治行为已经是习李政治的一个奇特景观，它也喻示着知青党的全面道德危机的来临。“不爱国即人渣”论的叫嚣者、副省长陈鸣明是这场危机的揭幕人，他的知青身份让人注意到关于习李政治的一串数字：其一，截至二○一二年三月末即全国第十一届人代会最后一次会议开完后，地方省级正职一百人，有四十六人有知青经历，现在则比例过半；其二，十八大开完后，二百零五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六十五人有知青经历，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二；其三，党权之重要执行机构（不算书记处）中宣部、中组部、中办，一把手的知青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刘奇葆算“半个知青”）；其四，政治局常委中的知青为四人，比例过半，而在四名知青中“工农兵大学生”的比例占到一半。
正是在知青党占据中国绝大部分政治资源的情况下，身为知青党中人的陈鸣明才敢大胆地使用软性私暴，而且一旦条件成熟其采取完全的私暴行为也是必然之事。正如清华的法学教授易延友敢于作法盲鼓噪一样，陈鸣明在贵州省政府负责的工作有公安、国安与维稳。一个典型的法盲负责政府系统的司法（或曰涉法事务）不仅仅是个讽刺，更是体制整体暴力性的表现，尽管现在仍然停留在软暴力水平上，一旦政治条件具备，“再次开枪”就不可避免，“活埋二百名公知”计划也就不再是个“谣传”。
少数民族干部的佞谄后果
也许人们会悲叹胡温新政被维稳新政取代的事实，也许人们对知青党日渐法西斯化没有足够的警惕，但是比较一下习李政治与胡温新政的人员素质就不难发现：胡温那代人基本道德资源来自于民国，或曰民国承载的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之人文情怀对胡温一代尚有影响；习李这代人则大多与民国传统无缘，几乎就是赤裸裸的列宁主义国家机器暴政学说。因此，在陈鸣明的逻辑里，政府即国家、国家即社会，而无论社会、国家、政府都不过是党权的奴隶。
具体看待陈鸣明的党权分子身份，他的最高阶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同时，他又是少数民族（布依族）干部，政治立场远比同阶位的汉族干部要坚定。但是，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事实告诉中国人：前苏联少数民族干部的贪腐与佞谄极大地伤害了本民族的感情，从而为地方分裂主义积累了巨大的能量；至今仍然难以平抑的俄国境内少数民族分裂运动，更是苏共少数民族干部贪腐与佞谄的远期后果，尽管不是完全的对等因果。
陈鸣明在“不爱国即人渣”法盲狂论激起网络舆论反弹后，试图平息事态，声称“有话好好说”，但他并未进行任何道德反省，更不用说向公众道歉。也就是说他继续在佞谄之路上走下去，而且他“求查”财产的高调未作任何调整。有网友通过人肉搜索方式找到其在不同场合佩戴不同腕表的照片，而指称他为最新“表哥”。对此，无论陈本人还是贵州官方，均未给出回答。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