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日讯】 公款吃喝的黑洞
公款招待、公款配车、公款出国（境），三项开支均由财政拨款，由公家结账。只要经费姓“公”，这些钱就会被认为“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于是，招待风、配车风、出国（境）风越刮越猛，无从遏制。
三公经费中最显眼的是公款招待。中办、国办二○○六年出台《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国内公务”作出界定：“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等活动”均属“国内公务”。这些国内公务活动的参加者需要由有关部门负责安排用餐、住宿、交通，总称公款招待费用。据二○一二年结算，此项开支，国税总局为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五点九三万元，中科院为七千九百四十五点八九万元。千万不可认为这是两个公款招待开销最大的单位，有些部门把公款招待费的相当部分转到下属企业，由企业列支；还有些部门凭借非法留存的“小金库”或下属单位的暗地“进贡”而隐匿了公款招待的实际数额。最近公之于众的二○一二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款招待费为十四点一三亿元，可是，只国税总局与中科院两个单位的公款招待就达七点三亿元，像这样的单位共三百多个，总共才花了十四点一三亿元，谁能相信？
公款配车的“官本位”特色
公款购车以及相关的运行、维修开支，是三公消费的大项。为各级领导配置车辆，是权力等级待遇的标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写明：部级干部配备排气量三升（含三升）以下，价格四十五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干部配备排气量三升（含三升）以下，价格三十五万元以内的汽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二升（含二升）以下，价格二十五万元以内的轿车。省级以下各级则自行决定。如甘肃省白银市委、市府两办二○○七年第四号通知规定，县级单位一般配备排气量一点八升（含一点八升）以下，价格二十万元以内的轿车，科级单位一般配备价格十五万元以内的车辆。汽车的不同价格就是官吏不同级别、不同尊严、不同权威的形象化表现。
“三公消费”难禁的缘由
因公出国、出境越来越火。这方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出国、出境的理由是否正当；（二）出国、出境人员在目的地的餐饮、住宿标准是否按规定执行。比如，二○一二年单位人均出国、出境花费，中科院为零点六六万元，国家体育总局为一点七八万元，农业部为二点九五万元，工信部为三点零八万元，彼此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都是执行财政部二○○一年公布的《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些单位的人均出国、出境花费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说明其中隐藏着虚报冒领的黑账。
三公消费为什么无法节制？在一个逐利社会，为政者不能不对各种寻利途径进行比较，力求找到趋利避害之路。他们认识到，贪污、行贿来钱猛，晋升快，但有根高压线，不慎触碰就有身败名裂的牢狱之祸。相形之下，以公务活动之名得利，既完成公务又捞取私酬，一举两得。对此，审计监督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究，公众舆论表示不满，却无能为力，因而三公消费就成了一大锅煮得烂熟的炖肉，随捞随吃，各自肥己。
三公经费开支到底耗费了多少国库银両？财政部长楼继伟称，二○一二年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公经费共三十四点二五亿元。有些学者、专家关注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二○○○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载明，一九九九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干部出国一项达三千亿元。他们还注意到，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瞭望》周刊报道，二○○四年中国公款招待达三千七百亿元。同年三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二千多亿元”。这三笔费用已经描出了三公经费的大致轮廓，揭示了官方公布的二○一二年三公经费仅为三十四点二五亿元的虚假性。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国各地十余专家、学者齐聚浙江讨论“三公浪费的治理”，认为中国的三公经费已经突破九千亿元，相当于二○一二年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三公消费”深具中国特色
公款招待以炫富，公车乘用以示贵，公费出国（境）以显权，是以党治国的中国特产。试问：全球各大洲，上哪儿去找这么独特的三公制？（一）寻遍所有民主社会，莫不表示难以理解和认同。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说，除了极小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招待吃喝的概念。（二）在民主社会，不存在为大小官员一律配置公车以显尊卑的观念。突出的例证是：芬兰只有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有固定专车和固定司机，新加坡只给总统、总理、执政配备专车和司机。（三）公款出国，在民主社会同样存在实际需求与财政实力的矛盾，只能根据财政实力予以平衡。立法者会指定财政部门规定具体而详尽的因公出国的财政拨款细则，超出者不能报销。美国是经济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也不敢违背这项原则。比如，规定内阁成员级别的官员因公出国，旅程在十四小时以内，除特殊情况，只能坐航班的经济舱，不能坐商务舱或上等舱。美驻华大使骆家辉就是携家带小，坐经济舱抵达北京的，因为航程只有十三点五小时。
就三公而言，中国大陆所以与民主社会存在如此显着区别，盖在能彼此遵循的最高理念不同。中国奉行以党为主，一切以党的统治利益为依归，所以设计出一套三公制度，既满足权力者的物质享受，又满足权力者的风光欲望，使权力者的贪欲得到极大释放。可谓两种社会两重天。
习近平于去年十二月四日以政治局名义呼吁“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精简会议活动”，“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这些颇有针对性的提示对这个老朽不堪、满身沉痼、精神倦怠、不思进取的政党来说，能有什么刺激作用，令人怀疑。这个党如同传说中贪吃的猛兽──饕餮，只知猛烈吞食一切“美食”，它不会意识到这是末日的晚餐。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