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三公”经费——末日的饕餮

【新唐人2013年9月1日讯】 公款吃喝的黑洞

公款招待、公款配车、公款出国(境),三项开支均由财政拨款,由公家结账。只要经费姓“公”,这些钱就会被认为“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于是,招待风、配车风、出国(境)风越刮越猛,无从遏制。

三公经费中最显眼的是公款招待。中办、国办二○○六年出台《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国内公务”作出界定:“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等活动”均属“国内公务”。这些国内公务活动的参加者需要由有关部门负责安排用餐、住宿、交通,总称公款招待费用。据二○一二年结算,此项开支,国税总局为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五点九三万元,中科院为七千九百四十五点八九万元。千万不可认为这是两个公款招待开销最大的单位,有些部门把公款招待费的相当部分转到下属企业,由企业列支;还有些部门凭借非法留存的“小金库”或下属单位的暗地“进贡”而隐匿了公款招待的实际数额。最近公之于众的二○一二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款招待费为十四点一三亿元,可是,只国税总局与中科院两个单位的公款招待就达七点三亿元,像这样的单位共三百多个,总共才花了十四点一三亿元,谁能相信?

公款配车的“官本位”特色

公款购车以及相关的运行、维修开支,是三公消费的大项。为各级领导配置车辆,是权力等级待遇的标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写明:部级干部配备排气量三升(含三升)以下,价格四十五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干部配备排气量三升(含三升)以下,价格三十五万元以内的汽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二升(含二升)以下,价格二十五万元以内的轿车。省级以下各级则自行决定。如甘肃省白银市委、市府两办二○○七年第四号通知规定,县级单位一般配备排气量一点八升(含一点八升)以下,价格二十万元以内的轿车,科级单位一般配备价格十五万元以内的车辆。汽车的不同价格就是官吏不同级别、不同尊严、不同权威的形象化表现。

“三公消费”难禁的缘由

因公出国、出境越来越火。这方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出国、出境的理由是否正当;(二)出国、出境人员在目的地的餐饮、住宿标准是否按规定执行。比如,二○一二年单位人均出国、出境花费,中科院为零点六六万元,国家体育总局为一点七八万元,农业部为二点九五万元,工信部为三点零八万元,彼此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都是执行财政部二○○一年公布的《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些单位的人均出国、出境花费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说明其中隐藏着虚报冒领的黑账。

三公消费为什么无法节制?在一个逐利社会,为政者不能不对各种寻利途径进行比较,力求找到趋利避害之路。他们认识到,贪污、行贿来钱猛,晋升快,但有根高压线,不慎触碰就有身败名裂的牢狱之祸。相形之下,以公务活动之名得利,既完成公务又捞取私酬,一举两得。对此,审计监督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究,公众舆论表示不满,却无能为力,因而三公消费就成了一大锅煮得烂熟的炖肉,随捞随吃,各自肥己。

三公经费开支到底耗费了多少国库银両?财政部长楼继伟称,二○一二年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公经费共三十四点二五亿元。有些学者、专家关注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二○○○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载明,一九九九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干部出国一项达三千亿元。他们还注意到,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瞭望》周刊报道,二○○四年中国公款招待达三千七百亿元。同年三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二千多亿元”。这三笔费用已经描出了三公经费的大致轮廓,揭示了官方公布的二○一二年三公经费仅为三十四点二五亿元的虚假性。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国各地十余专家、学者齐聚浙江讨论“三公浪费的治理”,认为中国的三公经费已经突破九千亿元,相当于二○一二年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三公消费”深具中国特色

公款招待以炫富,公车乘用以示贵,公费出国(境)以显权,是以党治国的中国特产。试问:全球各大洲,上哪儿去找这么独特的三公制?(一)寻遍所有民主社会,莫不表示难以理解和认同。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说,除了极小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招待吃喝的概念。(二)在民主社会,不存在为大小官员一律配置公车以显尊卑的观念。突出的例证是:芬兰只有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有固定专车和固定司机,新加坡只给总统、总理、执政配备专车和司机。(三)公款出国,在民主社会同样存在实际需求与财政实力的矛盾,只能根据财政实力予以平衡。立法者会指定财政部门规定具体而详尽的因公出国的财政拨款细则,超出者不能报销。美国是经济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也不敢违背这项原则。比如,规定内阁成员级别的官员因公出国,旅程在十四小时以内,除特殊情况,只能坐航班的经济舱,不能坐商务舱或上等舱。美驻华大使骆家辉就是携家带小,坐经济舱抵达北京的,因为航程只有十三点五小时。

就三公而言,中国大陆所以与民主社会存在如此显着区别,盖在能彼此遵循的最高理念不同。中国奉行以党为主,一切以党的统治利益为依归,所以设计出一套三公制度,既满足权力者的物质享受,又满足权力者的风光欲望,使权力者的贪欲得到极大释放。可谓两种社会两重天。

习近平于去年十二月四日以政治局名义呼吁“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精简会议活动”,“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这些颇有针对性的提示对这个老朽不堪、满身沉痼、精神倦怠、不思进取的政党来说,能有什么刺激作用,令人怀疑。这个党如同传说中贪吃的猛兽──饕餮,只知猛烈吞食一切“美食”,它不会意识到这是末日的晚餐。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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