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8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修订版前言
一
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虽然已经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却正好验证了本书的预测。诸如书中谈到的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高度政治腐败，政府迅速地黑社会化与“黑白合流”问题，农村政权流氓化的趋势，贫富差距悬殊……，无一不是朝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每每看到中国大陆那些令人颇感惊心动魄的恶性事件，看到政府为防堵民冤采取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政治暴力手段（包括全力镇压法轮功），以及一发不可收拾的政治腐败与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还在大学期间，一位哲学教师上课谈到马寅初先生时所说的一段话：“做为学者，马老是有幸的，因为他活着看到了自己的胜利，中国的现状证明他当年要求控制人口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一定感到非常悲哀，因为这种现状正好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
这段话，也恰好表达了笔者的感受：作为一位学者，现实的发展验证了我当年写作这本书时的所思所想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确实宁愿当年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是错误的。因为避免书中所预测的“西西里化”（另有学者称之为“苏丹化”），即基层政权流氓化、政府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正好是我写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初衷。
正因为书中所谈的一切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反复证实，这次修订主要做了几方面调整，一是增加了1998年以后的新数据与资料，并对旧资料作了一些删节；二是做了一些结构性调整，如将2000年发表在《书屋》杂志、被中国读者视为《中国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国政府极为震怒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作为本书的第十一章，并重写了序言与结语－－以前在中国所写的结语，因面临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满了曲笔－－作为本人对中国“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断。
二
这本书问世以来的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被西方社会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先声的象征，即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铺垫，先是通过1999年修宪保护私有经济，继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正式宣告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合流。但让国际社会不解的是中国政府与新富人之间那种扑朔迷离的关系：一方面，江泽民大张旗鼓地提出“三个代表”，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个代表”中“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阶下囚。如华晨集团的董事长仰融，东北富商杨斌，还有号称“上海首富” 、名下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周正毅。这些雄踞富豪榜的中国新富们纷纷落马，于是国际社会想不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会将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级政协里面给他们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亲”；一会却又将他们作为罪犯拘捕，并历数他们各种确凿罪行，传檄天下。人们被前后矛盾的各种信息弄得恍恍然与惶惶然：这些富人们到底是罪犯还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新宠？而许多投资中国大陆的商人也被折腾得一颗心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国投资到底安全吗？这种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的命运什么时候也会降临我的头上？”
其实，中国政府与新富人之间这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富人致富的“中国特色”所注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方面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是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赢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对象，但却还远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独立性，富人们虽然非常富裕，却缺乏安全感，这是中国近年来富人们大量移居海外，中国大量资本外逃的原因。
这几个富人成为阶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无法知晓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国外－－他的落网可能会导致某一区域或某一层级的官僚系统瘫痪，为了“爱护党的干部”，有关方面有意放行。杨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赌博保护自己，却触怒了中国当局；而周正毅是因为“拆迁”让众多平民破产，逼得他们为了生存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但从他们几个致富的途径中却可以窥出中国新富们最典型的“登龙术”：股市（当然要靠种种黑幕手法），房地产，与银行合谋贷款进行各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而这几个部门正好是政府权力干预得最多的地方。
中国政府绝非好政府，但表面上毕竟暂时还不敢将贪污腐败作为立国原则，还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并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现代国家，与柬埔寨、北韩、苏丹等国家多少有些区别。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别人的把柄，以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反贪污腐败成了打击对手、争夺利益的最佳借口。每一个新富落网，引发的必然是一连串政治地震。可以说，这些富豪们演绎的故事只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戏剧中的一幕而已，既非第一幕，也不是最后一幕，目前在台下观戏的人说不定哪天就又成为戏中人物。
要言之，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富豪们“其兴也暴，其亡也速”的命运。这架政治绞肉机每天制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运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说不定又成为被别人分食的肉羹。所谓“法律”，在中国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与道具，绝对不是弱者与失败者（包括这些曾经雄睨一时的富豪们在内）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具。只要中国的企业家与商人们还醉心于“为商须学胡学岩”，满足于通过权钱交易积累财富，即使从虫蛹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最后也难保自己不步赖昌星、杨斌、周正毅的后尘，在监狱里体会“狱卒之尊贵”。
三
这6年间，中国人的心态变化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现象。我记得五年以前这本书问世之初，确实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有朋友用“饮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来形容其读者面之广。许多读者告诉笔者，这本书将改革背后的黑暗揭示出来，改变了他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向。我还记得当初汪道涵先生每到一处，总不忘记向当地政府官员推荐此书，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机关还用公款购买此书，发给大家阅读。即使是就在书出版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就对笔者下了禁制令的深圳市政府，也还因汪道涵先生的推荐运用公款买了三百多本。那时候，大家对中央怀抱希望：中央可能会被基层官员蒙蔽，不了解真实情况。现在，这些腐败现象甚至根源都已经在这本书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分析，这么触目惊心，中央政府总得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吧？
我一直记得一位在深圳政府部门工作的处长对我讲过如下一段话：“你这本书，我们处里大家都在看，但并不公开交流看法。政府官员并不喜欢你的批评，因为书中你批评的那些事情，有哪些我们没干过？但我们愿意吗？都是逼良为娼啊。比如深圳市福田区那块几平方公里的原生绿化带，一直被作为深圳市净化空气的‘肺’，所有的城市规划都没将这块地列在开发之列。但因为位于黄金地段，多少高干子弟打过主意，包括说句话中央就得听的香港某巨富。深圳市实在是挡不住了，也得罪不起这些主儿，只好把荔枝林全部砍掉，将它建成一个城市公园，才算是挡住了这种需索。手握权力的高官变着方法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这种政府能够长期存在，才真是没天理……我这些年到过欧洲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深圳人过的日子实在是太好了，我当然希望这种日子能这么过下去。但为什么这日子过起来总是不踏实，有几个钱就想将子女往外送啊？就是因为政府与政府官员做的那些事，也让我们明白，这日子长不了。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腐败的干部队伍，哪能过得长久？但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7个做贼，剩下的3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我们真希望中央真能认真抓抓腐败，大家图个长远发展吧。”
朱镕基就是在人们对共产党政府还充满期望的情况下登上总理宝座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承载太多的民意：清除腐败，振兴经济，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头角峥嵘的朱镕基，果然出手惊人，接连砍出了开罪人甚多的“三板斧”：一是令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7月颁布“十六条”，紧缩信贷；二是果断开仓放粮，1993～1994年，开仓放出国家储备粮四百亿后，算是砸到了通货膨胀这条“毒蛇”的“七寸”上；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这三招在当时那几年，算是招招见血，尤其是砍项目，使不少既得利益者们暗中痛恨不已。据说有人痛陈，砍项目太狠，砍得鬼哭狼嚎，朱镕基慷慨陈辞：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要于国家有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然而朱镕基忽视了一点：他个人的力量远远小于制度的力量。在利益集团已经开始“俘获国家”，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路，政府政策日渐沦为少数人的谋利工具时，大国总理个人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就在他领导的国务院里，已经有人开始等着看笑话：“看这个堂•吉诃德还能再挡几辆风车？”这位在中共政治史上少有的“堂•吉诃德”，在他不断挥动“战斧”之时，其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朱熔基执掌国务院的十年，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严重拖住中国经济改革后腿之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中共政府运用计划经济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资源启动改革的时期，容易见功收效；而90年代的经济改革，正是各方面资源罗掘殆尽之时，从八十年代延续下来的问题尤其是财富分配问题、农村基层社会的破产以及地方基层政权流氓化、黑社会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并非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其引发的后果也不仅仅只在经济领域内。但朱镕基也只能将这些问题当作“经济5问题”来对待与治理。这就有如用治感冒的药来治理癌症一样，只见大夫不断用药，却丝豪不见药效。
对朱镕基的十年政绩进行非议是极容易的一件事，用“说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来形容就已经非常形象了。但关键是谁能比他做得更好？朱镕基绝对清楚他将在青史上留下什么名声。2000年他已经说了一句“我只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坚守清廉本来是任何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在中国却成了一位人望颇高的总理对自己的最高期许，这中间的无奈，真需要细细品味。
四
笔者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本书而被迫改变。在1998年到1999年间，中国朝野对清除腐败多少还抱有一点期望，笔者的生存空间还只在深圳受到各种政治限制。但当中国最高当局发现腐败已经成了不可清除的政治之癌，在中国当局眼中，笔者的批评自然也就成了“扰乱人心”之言，继“陷阱”之后，笔者写的一系列批评中国政府腐败的文章，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深深激怒了中国当局。在经受了特务长达两年多的全天候监视及其他种种政治迫害后，笔者不得不忍痛逃离中国。这两年当中种种噩梦般的经历，至今笔者都不愿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我却一直没有写作的冲动。除了种种不得不顾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在梦中，我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国，也常常因梦中“回去的经历”而被惊醒，浑身冷汗。过去几年的创痛，要想从心中彻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
民众的心态，尤其是精英的心态在这7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犬儒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学。不少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我过得好，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哪个社会都有失败者。”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将自己的良心负担轻轻卸掉。2003年7月，曾有两位回大陆探亲的朋友对我谈到过他们回国的经历。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学教授对他们谈到：“‘陷阱’写的虽然都是中国的现实，但我看着就觉得堵心，写这些干什么？我已经不再年轻，也不想在自己年纪渐老，竞争能力与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时候，再在乱世中度过。有些事情，眼不见心不烦。”我无意责备这位教授，也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种心态并不能让他们就此自外于中国的风风雨雨，该来的一切最终还是要来。只要这世界上有一个“奴隶”存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罪恶的“奴隶制度”还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证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不成为奴隶。
这位朋友谈到的另一件事情让我为之动容，尽管我见惯了“黑夜”。她谈到，与她父母同住一所军队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军队高干，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师，女孩大学毕业前夕在公司实习，受到上司的性骚扰，愤而离去。回到学校宿舍与同宿舍的女同学谈起此事，结果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劝她：“你可要想清楚呵，这是个机会，别后悔啊。”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亲也愤怒伤心，无奈中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是父祖两辈保住了中上层社会地位，但儿孙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怎么活啊？难道真要当婊子？”
我想起了美国与美国民众。我来美国之后不久，美国经历了“9•11”劫难，但美国人民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伟大的人民。我曾经两次到一位美国农民家里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够再从事农活，现在帮电脑公司设计软体。夫妇俩为人和善，心态开放，对美国的政府、政治以及国际形势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许多大学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们高明。我喜欢他们，当听到他们从容不迫地纵谈天下大势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们中国的民众如果也能象他们一样，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够告别怯懦，不再崇拜权势，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批评政府与总统而没有任何担心，那该有多好啊。我还想到了美国人的祖辈，是他们的负责任与勇于牺牲，使得他们能够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在“波士顿倾茶案”发生之时，移民们就要不要与英国这一宗主国开战发生了争论。最后的结论是；战争也许不是近期内必须的，但在未来却不可避免。既然只是迟与早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将它留给我们的后代。
五
我还必须提到Scholar at Risk与the Scholar Rescue Fund这两个项目，及其负责人Rob Quinn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及时的帮助，为我从国内逃出来的最初两年提供了必须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条件，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 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与纽约城市大学斯塔腾学院，以及我在复旦的同学夏明教授，我来美国的前两年是在这两个大学度过，这段时间使我能够学习英文并从身心交疲的状态中得以恢复。
我还要感谢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与Perry Link教授，他们给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帮助。由于许多原因，还有一些曾给予我许多帮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们的名字，但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慷慨与热情。在时下的中国，锦上添花之举随处可见，但能够雪中送炭的朋友却是越来越少。
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丈夫程晓农(Cheng Xiaonong)的深深感谢，我一直将这份感谢深藏于心。他曾经供职于赵紫阳建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9年正当他应Friedrich Ebert Stiftung邀请在Deautche Institute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作访问学者时，“六四”事件使他被迫流亡海外。由于有类似的经历，他对我的遭遇特别理解。因为他的支持与关爱，我在海外才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大大减轻了流亡生活的孤独与痛苦。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与我命运类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够在免除恐惧的状态下，有人格尊严地回到中国。因为那样一个中国，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2005年8月再稿于美国New Jersey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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