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8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国
二、火山之上的“稳定”
这样的改革自然不能为中国带来稳定。本书的后半部分就在集中解释这种排斥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为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新左派”的论点不同的是“新左派”认为这是中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带来的后果，那么笔者想谈的是：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中国20世纪的极权政治道路的必然结果。
1、中国宛如一座巨大的火山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如政治上淘汰毛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以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的“改革”多以港澳台、“四小龙”、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戒备和与美国为敌（实际上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脉络，基本上从此可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
中国是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党与政府完全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共在维护内部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努力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中国共产党构造的这幅图景非常有利于维持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际社会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这一点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从21世纪初开始，面对江泽民的老迈无能，国际社会唯有寄希望于一点：通过共产党权力的代际更替，促使一些所谓“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过度重视中共通过政治暴力整合社会的能力，完全忽视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如生态环境（人口与资源）的限制性作用，道德伦理对社会的整合能力。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底座，这个底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道德伦理构成社会整合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也更具有张力；而政治整合力则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一种强力约束。
（1）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当中，改革以来尤甚。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这使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雪上加霜。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
如果要按照绿色GDP计算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中国这2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是负值。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注3）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在2005年世界财富论坛的发言中表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工厂。（注4）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注5）
（2）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道德整体性败坏表现为经济信用失常，中国的合同履约率只有不到60％。
社会道德败坏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政府。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无双。地方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够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他们自己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表示他们将按照自己的说话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
在任何国家，社会道德都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起码的判断是非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今天的中国，连是非判断标准都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比如对贪污腐败的认同与辩护，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竟相追逐的时氅。
中国社会现在只剩下一种整合力量，即共产党的强权高压。
2、90年代以来中共的统治方略
在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化趋势加快的状态下，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暴政。首先，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借助现代文明国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其次，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在统治者内部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控制腐败，而在于进行内部清洗。中国的官员并非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局面堪忧，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他们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零部件而已。如果他们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国政府适时地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加强对公共领域的集权控制，建立了与经济精英及知识精英的结盟，从而成功地在短期内维护了所谓“社会稳定”。
（1）意识形态战略
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的控制方面，江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而胡锦涛比江泽民走得更远，公开表示羡慕北韩的思想控制。政府完全按照江泽民确定的控制原则――“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任何真正的独立民间团体在这种控制下不可能产生。从实践效果来看，江泽民政府采取的软硬兼施策略，其实比毛时代纯粹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相比较而言，胡锦涛时代的思想言论管制则比较江泽民时代显得粗暴直接。
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这就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对美国既仇视又崇拜的矛盾心理由来，“仇视”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强行灌输，而“崇拜”则是非政府渠道提供的信息积累而成的一种综合效应。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再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担任网路警察，并制订互联网管理法规，希望控制住网路这匹奔腾的“野马”。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六四”民运之后，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不少人的“现状研究”完全迎合于当局的政治需要。
（2）精英联盟的形成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但官员们则与经济精英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给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私人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更合法的政治通道。而中国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对于底层动乱，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暴力镇压。扑灭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每逢发生失业工人与农民群体性抗争事件，“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总是行之有效。所谓“胡萝卜”在此处是指小量的物质利益，如给失业工人一两个月的生活补助，以此消解失业工人的反抗行动；“大棒”则主要是针对工人与农民领袖，一旦抓到这样的“动乱分子”，中国政府一概予以严惩，从人格上精神上予以摧垮，必要时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种严厉惩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想再成为群体性反抗事件中的“领头羊”。
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没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新闻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且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威胁。对于一个已经流氓化的政权来说，人权已经被他们曲解成“生存权”，哪怕中国人生活得有如动物，在中国政府及为他们服务的学者眼中，那也算是“生存权”的落实。
3、精英们对未来的选择
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评估，一般比较乐观。尤其是近两年来，人们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安慰自己：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对于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相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第二个神话正在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许多跨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争先恐后地加盟这个庞大的高科技网路监控工程。
那么中国的精英阶层又是如何评估自己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宛如一座地火四处奔突的火山。中国人几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地壳下奔突的地火。不过中国的精英集团非常清醒地形成了共识：利用政治高压与特务手段维持现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局面，一旦发生动乱，前景是玉石同焚，善恶同归。这就是从90年代以来中共政府的防御重点日益放在防止底层动乱方面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捞钱的好地方而已。近年来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社会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社会上层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了他们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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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南风窗》2005年2月（下）。
注4：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2005年5月20日在“财富论坛”上的讲话，中国环境信息资源网，http://www.cern.gov.cn/NewsInfo.asp?NewsId=200505200010。）
注5：“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南风窗》2005年2月（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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