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01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六章 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
六、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分配法则畸变
平等和效率在经济伦理中属于贯穿始终的分配法则。在经济学这个大家族中，以讲分配法则为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处于心脏地带。但由于以往那种布道式的单一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些年倍受冷落，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之也就一直未被认真研究过。但改革中矛盾的集结点恰好就是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使中国从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状态直接走向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严重不平等。
1978年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而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翻一翻中国80年代的著作，随手可触的是这样一些从先哲著作中引来的警句：
“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会不公推进的。”（罗素）
“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卢梭）
应该说，这些话还比较含蓄，只是表达了这些学者的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见解。但一些作者引用下面这段凯恩斯的话，无论怎样，都有点直接为腐败辨护的意思了－－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中国只是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无可避免的 “阶段性腐败”，而这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所以当时有人常用这一段先哲名言为这种“阶段性腐败”的不可避免作出如下解释：
“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适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这种对不公的道义张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这种战略理论在西方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而告结束，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本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诞生，从经济尤其是从分配上看，那种“按人头分馒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是对西方国家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的否定。但中国还是在改革中选择了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普鲁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结果均等。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人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论家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控制，2001年公布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58。（注44）比较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0.16）。就算以保守着称的官方数据远未反映出真实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在短短20多年间，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即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恰好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非经济法则，即在转型期严重变质的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权力作用下，社会成员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注45）近两年，一位自己家资豪富的“著名经济学家”也公开在北大发表这种观点。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也正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生产先于分配”，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对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配机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对社会成员的功利追求这一问题上，政府不但没有限制权力进入市场，高层官员还纵容亲属子女利用特权经商，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从而导致腐败行为高度泛滥。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利用权力和职务便利而不正当致富的的现象。在中国实施这种忽视了公平分配法则的发展战略，事实上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引起的财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权势者的私囊，人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应有的好处，而是被排斥在这一过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矛盾。毫无疑问，这一忽视了公平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现在在中国正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在中国打破小农社会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恰好就是机会不均等！
同样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分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也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公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不死的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上述两点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理解所谓 “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决不会按照西方观念去理解。因为在“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这类伦理概念中，蕴含了一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在内。
中国在牺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所谓“效率”，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产出。80年代改革之初，时论认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要症结在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只要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就会提高，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会发展不相容”这类误导社会舆论的理论也就是在那种背景中形成的。
那么，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声中度过了20多年，中国到底有没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机制”呢？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一仍其旧，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却与日俱增，在企业领导层和一般员工的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早已打破，“效率”却并没有提高。在不少国有企业负责人通过掠夺国有资产而增大私产的同时，是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企业亏损，经理个人发财的事例在中国到处可见。在中国有关部门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以企业“一把手”犯罪问题为突出现象－－这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在这里，无须去列举那一份公文需盖几十个公章这样的例子，也无须列举办一件事要经过多少环节这样随处可见的事实。只要列举一件事：每年在办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国浪费了多少人民币，便知道牺牲了“公正”，其实也没有换得多少“效率”－－不过这里指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 而不是指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效率”，因为在“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之后，肯定办事要容易得多。这倒不是企业或那些私营业主喜欢去花这样的冤枉钱，而是因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必须要进行这类“服务”，才能求得个别单位的“效率”，把事办成。所谓“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得出的结论。但实际上，这种寻租活动从总量来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只改变财富流向，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它并没有为社会提高效率。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到1999年公款消费高达2,000多亿，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为10,000亿元，其中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搜刮上来的是1,000亿，（注46）公款吃喝竟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而与此同时，中国有关方面为贫困山区儿童的失学问题在向整个社会呼吁，筹建“希望小学”。不少人在捐了钱以后愤愤地说：为何不让那些当官的少吃点！少贪污一点！而令人对中国当前道德状态真正感到寒心的，是还有良心泯灭的地方官贪污挪用人们节衣缩食捐出来的扶贫款。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2002年3月份揭露旨在救助贫苦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发生贪污巨案，中国人绝望地看到：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贪官污吏们不敢伸手拿的钱！（注47）
社会资源如此浪费，又岂能谈得上“效率”？更何况，牺牲“平等”，除了没有换来“效率”之外，还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其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公众对“平等－公平”期望的丧失，而和“平等-公平”期望一同丧失的，是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由于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什么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丧失，对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经济伦理恶性畸变。
面临这种现实，有识之士应认识到：要想重新塑造社会的平等观念，仅仅通过经济增长并不可能做到。现在经常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究竟应包含什么，恐怕需要认真界定一下其内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会转型，其恶劣后果已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为证。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更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虑，哪个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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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4：《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第7版“居民收入分配走势预测”。
注45：李平杜：《关于中国目前贫富差别的思考》， 《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注46：《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25日第2版，“财政收入过万亿，政府调控能力增”。
注47：《中国经济时报•时报商业周刊》2002年3月15日第1版。方进玉：“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与思考”，载多维新闻社200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传媒网，网址:www.cddc.net, 下载时间为2003年1月2日。其余如“世纪中国”的BBS世纪沙龙上也有张贴。
《南方周末》被枪毙的方进玉文章：中国青基会"办公经费"隐瞒了什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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