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五一六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一四七八-一五三三）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十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注十）
一六零二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一五六八-一六三九）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二十七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注十一）
十八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一七六零-一七九七）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注十二）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一七七一-一八五八），法国人圣西门（一七六零-一八二五）， 法国人夏尔•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注十三）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注十四）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注十五）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注十六）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的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十七）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注十八）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注十九）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注二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注二十一）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杂讯”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注二十二）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二十三）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注二十四）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注二十五）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注二十六）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注二十七）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注二十八）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二十九）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注三十）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注三十一）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 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一八七七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 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一八九九年二月至五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一九零二年十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注三十二）。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一百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三十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注三十三）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一九四零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注三十四）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注三十五）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不承认“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注三十六）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一八七二 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一八八三年出现了股份制。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只有三十九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一九二九 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三十七）。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注解：
[注十] 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宁津度译，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一九-二一八页。
[注十一] 米鸿才、李显刚主编：《中国农村合作制史》，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二页。
[注十二] 同上，第二页。
[注十三] 同上。
[注十四]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四二三-四二四页。
[注十五]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六五页。
[注十六]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一七-二一九页。
[注十七] 同上，第三卷，第四四一页。
[注十八] 同上，第三四八页。
[注十九]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零年，第五四五页。
[注二十]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六二一-六二五页。
[注二十一]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七卷第七十八页。
[注二十二]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十一页。
[注二十三]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零年，第六十二页。
[注二十四]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一零四页。
[注二十五]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六二页。
[注二十六] 同上，第二八五页。
[注二十七]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三三二-三三三页。
[注二十八]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四七九页。
[注二十九] 同上，第三卷，第二十一页。
[注三十]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零年，第三二一页。
[注三十一] [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五十三页。
[注三十二] 《饮冰室文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影印本，第八十六页。
[注三十三]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Roundtab Enterise Limited出版，二零零六年十月，第一一三页。
[注三十四] 《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转引自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书屋》二零零零年第四期。
[注三十五]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第一四零七页。
[注三十六] 《北明访余英时：中国近代史讲诸问题》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新世纪www.ncn.org
[注三十七]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第一四零八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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