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年的岁月流逝，没有愈合一道创伤，没有淡忘一个记忆。
“六四”，仍然牵动着整个国家的神经。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直接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
北京第二监狱，曾经是专门关押被判死缓、无期的重刑犯监狱，而它的第12 队，曾经被称为“暴徒队”。因为1989年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里集中关押了“六四”后被判刑的所谓“暴徒”。
今天，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走出监狱，有的已不在人世，“暴徒队”的称呼也不复存在。但其中一名犯人，后来转押到北京延庆监狱的苗德顺，至今仍在狱中，“六四”25周年，也是他坐牢的25周年。他被称为最后的“六四死囚”。据苗德顺的狱友、“六四”画家武文建回忆，“他的罪名好像是助燃纵火，就是往着了火的坦克扔了一只筐，被抓起来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在狱中不认罪、拒绝“改造”，坚持申诉，苗德顺被监狱当局视为“死硬分子”，不时遭狱警殴打折磨，“最多时七、八个狱警用电棍打他，他抱着脑袋一声不吭。狱友都称呼他‘苗大侠’。” 武文建本人当时年仅17岁，因跳上巴士顶喊了两句口号，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监7年，95年获释。他指六四后当局报复性滥捕滥判，“打一巴掌（戒严解放军）被判10年、拿个钢盔被判10多年，苗德顺扔个筐助烧坦克，被判死刑缓期一点不奇怪！”据他所知，因六四被判死缓的后来都陆续获改判、减刑出来，苗是唯一例外。
苗德顺后来被狱方鉴定成“精神病”，与他拒不认罪的顽强态度，应该有直接关系。这样，他就被转押到延庆监狱——一个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犯人的监狱，关在了其中的“精神病区”。
即使在精神病区，苗德顺也一直被关押在其中的“重病区”。据一名与苗德顺同监的老犯人讲，在延监精神病区，狱方给他吃很多精神药物，导致他长年累月卧床，因此肚子变得很大。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妥协，没有认罪。他在犯人中被尊称为“苗大侠”，甚至精神病狱医到他的监室里，别的犯人都起来，而狱医对他说，苗大侠你躺着吧，不用起来。
他坐牢的20多年，是他的姐姐一直去探望他，给他寄钱。他经常自己默默哼唱《小草》这首歌曲，“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在一次监狱举行的晚会上，犯人们表演节目。晚会中间，主持晚会的犯人宣布，“苗大侠”要即兴表演个节目。苗德顺走到犯人前面，他腰杆笔直，脸形方正，表情中透出一种坚毅。他说了一个叫做《不生气》的单口段子，大意是说，面对各种不平之事，别人生气，自己要不生气。这大概是他在严酷环境中的自我心理调适，说明他的精神依然没有被摧垮。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当代史上，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完整清晰的命运转折逻辑的人，大多是有名望、有相对“高级”的社会身份的人，更多底层受害者，是无人知道、不被提及的。他们因某种罪名，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没有追责，无处求告，无力申诉，更无从解脱。
2010年，作家徐星偶然发现一些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徐星大受震动，亲赴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人犯”，为他们做了一部《罪行摘要》纪录片，留下他们的形象和故事，为文革保存了一份民间档案。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如“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对现实社会不满”、“参加反革命集团”之类。最极端的是，有些“现行反革命”，文革已经过去多年，还被遗忘在监狱里。
知识分子们平反了，出书了，领导干部们平反了，恢复名誉了，经过多年的反复言说，人们了解了他们的苦难，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受害者，正在被遗忘。这些人的生活，基本上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出狱后，也鲜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选择了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隐秘往事入土。这是来自最底层的荒诞与苦难。民间原有俗语：“站着是棵草，死了有人找”，而更多被政治运动的黑洞吞噬的普通人们，生生死死都无人知晓，无人寻找。
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部分被判决死缓的犯人会在2年后改判成无期徒刑，被改判后的三五年间还可以被改成有期徒刑，通常刑期不会超过20年。而现年51岁的苗德顺服刑时间已达25年，未来尚有数年刑期，早已远远超过内地法律规定的最高期限，成为地地道道“最后一个仍在押的六四死囚”。
在那些被“六四”改变了人生命运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中，有人已经选择了“宽恕”，有人选择了“遗忘”，只有这些被地狱的烈火炙烤过的小草，即使成了灰烬和余烟，仍然悲哀地不屈地萦绕在历史的隧道中。
让我们记住苗德顺，这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这个坚贞不屈的灵魂。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