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难属许力平女士将到德国斯图加特参加欧洲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许力平呼吁世人勿忘六四大屠杀，勿忘六四死难者，关注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
许力平的丈夫于地
于地1957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在中共军队服役期间曾获六次嘉奖，并加入中共。1980年从军队复员到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太阳能研究所工作，获二等功一次。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此后担任太阳能所助理工程师。1989年4月，因陶瓷型电热膜技术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1989年6月4日，于地在北京南池子路口被中共军队的达姆弹（能在体内爆炸的子弹）击倒，由过路群众送往协和医院。据医院检查，于地被击中腹部，导致肺、肝、肾、肠等七个脏腑器官严重受损。虽经医院努力救治，终因伤部感染，肺、肾功能衰竭，于6月30日去世，年仅32岁。医生从他右臂取出子弹头给其妻子许力平留念。
于地被中共军队杀害时，其父母均为离休老干部，儿子才5岁。据许力平回忆，1989年6月3日晚间6时，于地告诉父母下午在西单看到的惨象，含着泪激动地说：“我从没见过老人和孩子跑回家拿着棍子出来自卫的！如果今后是这样的政党，我会考虑退党。”
许力平受尽磨难
1990年6月，朋友们希望许力平换个环境，担保她去加拿大工作，在办理签证前，她的公文包在办公桌上不翼而飞，内有她的身份证明和签证资料。出国之路被堵死，她被迫辞去政府公务员职务。
为了抚养和教育儿子，她尽量节省开支。她甚至在“早市”捡别人丢弃的菜叶作为蔬菜度日。她拚命工作，积劳成疾，先后患上急性心衰，肾结石、胆结石、乳腺癌。她同儿子许多年住在一间小屋里，睡双层床的上下铺。
在八宝山于地骨灰盒停放处，每到六四纪念日，中共爪牙总是拴一条大狼狗把守，让她难以接近。中共之流氓和无耻，令人难以想像。
许力平为平反六四而奔走呼号
丈夫去世后，许力平加入了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地为平反“六四”而呼吁。
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许力平给温家宝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不是说有枪就可以把人打死。我怀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法制国家，我的家人被人打死，我为什么不能起诉打死他的人？”为此，许力平遭到中共更加严厉的监控、威胁和迫害。
2011年2月28日，许力平来到美国洛杉矶。当年6月4日，她到纽约参加了中国民运人士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的纪念活动。她说：“如果中国政府对‘六四’这件事情仍然不道歉，也不赔偿，我希望联合国仲裁，来判定中国‘六四’屠杀的对与错。我们说拉登，他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那么中国的‘六四’，使多少人妻离子散。”
许力平还说：“我提个建议，就是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目前的状况做一个调查，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如果历届中国政府继承下来的都是让人民来承受过失的话，我们忍受着这种苦难，我们的后代，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笔者内心从来不赞同“平反六四”这个诉求。因为施暴者不配为受害者平反，而且施暴者必须下台、必须受到审判。否则，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此外，施暴者平反了“六四”，照样会搞“七四”等血腥镇压人民。但是，对于国内民众在政治高压气氛下提出这样的口号，我表示充分理解。我认为，将“平反六四”作为阶段性策略而不是终极目标，还是可以的。我们提倡宽恕，但宽恕的前提是真相大白，施暴者承认有错有罪，请求宽恕，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表示宽容，不再追诉施暴者的责任，双方共同推动社会的和平民主转型，大大降低社会变革的代价。
信仰的力量使她走出了心灵的困境
1995年12月，许力平正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宗教信仰让她增添了生活的信心。2007年7月，儿子大学毕业。正当母子俩看到生活有盼头时，她被确诊患上乳腺癌（初期）。但她最终还是战胜了病魔。
因为信仰，许力平以超然和乐于助人的心态生活。她成为协和医院为乳腺癌患者做手术前的心理辅导和手术后按摩四肢穴位的首位义工。她还帮助四川（成都教区）地震重灾区的神父们争取落实修缮教堂经费。
许力平看到年复一年，仁人志士虽然不懈揭露和谴责中共的暴行，却并未唤醒海内外许多华人的麻木之心。因此。她希望今后的“六四“纪念活动，能采用更震撼人心灵的形式。她说，希望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能以募捐音乐会的形式举行。就像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每年为战争中受难的儿童募捐。音乐如同宗教一样，会有一种很大的震撼力。
许力平对于欧洲今年将六四纪念活动同宗教活动结合起来的做法，也很赞赏。她说：“为了故去的死难者，为了将来的人们，要通过教义去唤醒人们的良知。”
许力平目前居住在旧金山湾区，靠打工维持生活，同时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
2015年6月1日写于纽伦堡
（全文大约1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