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邓崎琳“落马”，只是先走一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53家副部级央企之一，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理所当然享受副部级待遇。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是“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第125名省、部、军级及以上高官（不含在28日下午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被撤销委员资格的广州军区副政委，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王玉发），也是今年以来被查处的第26只“地方虎”。
应该说，邓崎琳被查当属情理之中的事。一方面，大环境造就了央企高管的腐败程度绝不亚于党、政、军界。笔者在《国企领导为何更容易腐败？》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央企、国企的腐败程度，较党政机关和军队更为严重，其主要理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亦官亦商”、“官商同体”体制令腐败分子如鱼得水；二是国企的腐败资源较党政机关更为丰富，因为国企的投资项目多，甚至每一笔大额交易都能成为腐败的载体。
另一方面，中央巡视组对武钢的巡视措辞十分严厉，没少涉及刚刚去职的武钢“当家人”邓崎琳。6月12日，2015年中央巡视组在反馈巡视中发现的问题时称：武钢集团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部分干部“带病提拔”，影响恶劣；有的领导干部以“钢”谋私，大肆敛财，违规插手武钢工程项目，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围绕武钢经商办企业。有的领导干部违规决策，管理混乱，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采购环节制度缺失、管理混乱，存在利益输送、蚕食企业的腐败问题；重大项目违规决策，一些项目没有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即组织实施；部分工程项目招标不规范，存在暗箱操作、内定投标单位等问题。
很明显，以上多条内容均涉及到武钢领导班子成员，而邓崎琳作为“班长”，即使自己十分清白，那也难逃“第一责任”。此前6月2日上午，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宣布64岁的邓崎琳被免去武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邓崎琳作为副部级干部，依惯例应于63岁退休，此时虽属“超龄退休”，但因与巡视组反馈时间仅相距10天，还是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笔者同时发现，在“十八大”之后被查处的第125名省、部、军级及以上高官中，已有7名央企副部级高管被查。除邓崎琳外，还有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帅廷；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孙兆学；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此外，担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仅5个月便“落马”的蒋洁敏，估计所涉违法事实绝大多数甚至全部是在中石油任职期间所为，他在升任国资委主任之前，担任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从被查副部级央企高管的时间序列看，截至去年年底，“十八大”之后两年多时间里查处的企业“老虎”仅有宋林、王帅廷、孙兆学3人，而今年前8个月，就已有徐建一、廖永远、王天普及邓崎琳4人“落马”，中央查处央企腐败的力度是明显加大。
从中央纪委对央企的巡视数量快速增多看，今年也是将巡视央企放在重要位置。截至去年年底，“十八大”之后两年多时间里，中央巡视组一共巡视了12家央企，其中8家是2014年下半年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对象。而今年第一轮巡视的26家单位全部为央企，第二轮巡视的26家单位中又有17家央企在列。按照中纪委的权威说法，就是“今年完成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
笔者感觉到，中纪委对央企的巡视可以用“来势汹汹”来形容，而且在反馈时使用的措辞也是越来越严厉。比如“纲纪不张”、“靠山吃山”、“损公肥私”、“利益输送黑洞”、“吃里扒外”、“权力寻租”、“谋取黑金”、“充当掮客”、“利用‘人脉资源’聚敛钱财”、“搞权钱、权色交易”等等。
邓崎琳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要害全国人大常委会“走程序”了。而以笔者对中国反腐工作的长期观察，预计今年剩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将有更多的央企、国企高管失去人身自由。而邓崎琳此次“落马”，只是较他的同仁们先走了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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