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横河评论》，我是杨光。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共合法性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由9月9日王岐山和一批外国重量级的前政要和知名学者会面时提到这个中共合法性的问题。他有一番言论，然后由那个言论引起了这场讨论。
中共合法性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这次就是因为王岐山的言论，而被大家特别的关注。我们以前在其它话题中也多次涉及过，那我们不妨藉这个热潮也来系统的讨论一下。
横河先生，既然这个热题潮是由王岐山的谈话引起的，我们当然要关心一下他谈话的要点是什么？
横河：他的要点主要是这么几条，他就是说中共的合法性是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他说的。官方媒体它有一个解释，它就说这是在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官员首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它有一个形容，它说这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上的重大突破。
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倒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意思。他所讲的源于历史、人心向背、什么选择呀，其实在中共的话语系统当中以前就一直在说的。以前我们记得在党章里面，或者甚至是早期的宪法都讲到中共的执政是什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是中共标准的口径。其实就是解释合法性，但是以前没有用“合法性”这个词，如此而已。
主持人：那在这一波关于合法性的讨论的热潮中，网上有一篇流传的文章，这个我个人是觉的比较系统的总结了一下人类社会政权合法性的几个来源，这个作者是于建嵘，其实是根据他在一个学术论坛上的讲话整理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他关于这个合法性四个来源的说法？
横河：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全人类关于政权合法性一共有四种方法，他把它列举出来了。他说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我打天下的，所以我坐天下，这个是中国人的说法。第二种方法就是权力来于上天，就是说君权神授，这个其实我们也一直讲。第三个方法他说就是家族天下，就是血缘关系。这个在欧洲比较流行。第四种方法就是民主与法治，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选票。他总结了这么四种方法。我们可以分别的来介绍一下。
主持人：那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我们当然先从跟中国目前政权没有太多关系的几个来跟中共合法性的来源来分析比较一下。那第一个，您能不能讲一讲那个血缘？
横河：血缘关系主要是封建时代的特点，我们讲的封建时代是真正的封建时代，就是分封制的时代。欧洲王室主要是利用血缘来统治的，你看他是贵族或者是王族，只要他是王族的就能统治。在中国秦以后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以它实际上封建时代到秦为止，封建时代就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所说的封建时代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恩克斯对欧洲社会的分析原封不动的硬搬到中国来，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这个血缘和政权神授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看欧洲王室它是起源于这个血缘的，但是这个最早的起源其实还是君权神授。欧洲王室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它是在罗马帝国衰败的过程当中和以后，教皇和教会保留下来了。
现在欧洲的结构它是源于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当中的，就是日耳曼人开始扩张，扩张的过程当中他就建立了一系列的王国，这时候他就要有授权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现存的更高的权威来授权，就是你有权力来统治。经过一个过程。最早是从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罗维归依基督教，到丕平献土，再到教皇国的出现，过程我们就不具体介绍，实际上就是欧洲的那些王室的建立过程。这一过程与阶段，体现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建立起来新的王国的政权从教会得到合法性基础，教会代表神，这就是君权神授的开始。
发展到中世纪，教会权力扩张，王室的权力消退，王权基本上是要教皇来授权，教皇的权力非常大。整个中世纪，欧洲王室的权力基本上是要靠神授的，至少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到宗教改革以后，王权才逐渐独立出来，这时候血缘才成为主导的合法性来源，但是血缘最终的来源还是神授，我们这里讲的是血缘，我们不讲神授。
中国封建社会最典型的是周朝。所谓封建制就是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宗室和功臣，宗室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一般西方研究政治学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最早的现代国家的结构（当时全世界都没有不是以血缘统治的），除了王室是血缘，统治阶层不是血缘，整个官僚机构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全社会选拔出来的。
周朝宣称权力神授，称“天子”，被分封的是血缘，后来逐渐吞并，周衰弱以后就到了战国时期的六国，但是在这之前，分封的地方权力是来自于血缘关系，宗室被封土地。中国历史上分封王国权力的来源实际上是间接神授，因为周天子的权力是神授的，而他们的权力是周天子授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至少2,000年已经没有起作用了，因此对中共的统治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谈不上是有血缘关系。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讨论“君权神授”，中共是无神论，好像跟“神授”也关系不太大！
横河：对。我们就不讲西方，从中国历史上来说，夏、商、周开始就一直有“统治权是来自上天”的说法，中国是“神传文化”，认为土地、天下都是神给的，秦始皇的玉玺上面刻的字就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也认为权力是天授的。中国的历代皇帝都自称“天子”，到明、清，我们知道专门有祭天的仪式，祈求上天保佑，能够丰收并保证他的王朝统治能够延续。中国历代王朝的合法性主要来源是“君权神授”。
主持人：接着要谈的就跟现在中共比较有关系，革命的合法性。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一直是这样的说法，中共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然后合情合理就坐上了现在的统治地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横河：这就跟王岐山现在的说法是一样的，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同一个说法。“革命”一词来自西方，但是这个概念在中国一直是有的，“革命推翻原来的政权”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属于合法性，“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这个朝代不行了，推翻它，刚才我们讲了，比如商汤伐夏桀，“你已经失去了上天的眷顾，所以我现在要推翻你，我是奉天道而行事。”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合法性。
在于建嵘的文章里，他认为，中国现代整个革命的基础是邹容的《革命军》奠定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这只是话语系统上用了“革命”这个新词而已，他给“革命”一词以合法性的基础，但不是革命本身的合法性。
我刚才讲，商汤讨伐夏桀，他说的就是“替天行道”；陈胜、吴广起义说得很清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那时候，推翻哪怕秦这样的政权都是有理的，所以历代推翻王朝，不管是农民起义也好还是其他的人也好，打的旗号都是“替天行道”，这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革命在中国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
主持人：那么中共当时推翻国民党，您觉得有没有合法性？因为它并没有打着神的旗号。
横河：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几个合法性来源和中共的合法性来源有什么关系，有些是不能用的，比如血缘关系我们就不讲了，跟这个没有用。中共建立政权有没有合法性？第一，我们看“君权神授”。中共是无神论，它建政第一件事情就是消灭宗教和民间信仰。（消灭）民间信仰它主要是以“反迷信”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它自己就否定了君权神授，不是别人帮它否定，是它自己否定的。
君权神授在中国还有个表现形式是延伸，它不是直接君权神授，是延伸而来。我们刚才讲，在西方王室的血缘就属于这一类，先是神授，然后延伸到血缘。在中国也有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政权延续的道统，文化承传。中国历朝历代虽然是改朝换代了，但是它仍然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文化承传过程。
孙中山就非常注意道统的问题，人家问他：“你革命有什么根据？”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虞、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他说他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他的革命就是继承正统思想，发扬光大。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道统合法性。
中共就是问题了。中共引进马克思主义作为它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合法性基础。我们刚才讲的于建嵘算是半官方学者，他举的四个例子里面也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某一个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实际是授权的问题，马克思不能给你授权。神可以给你授权，人民可以给你授权。马克思不能给它授权，所以基本问题它解决不了，拿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谁给它授权统治的问题。
另外，中共引进一些外来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果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几千年继承的道统彻底被否定，它也就不能用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朝代的更换，都能够用文化道统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君权神授的一部分，但是中共把这两个部分都否定掉了，所以中共就不能用文化承传的道统了。
就这一点，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甚至连外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都没有做到像中共这样，自己把文化传承切断。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继承，当然也不是对中华民国的继承，而是一种否定，所以它自己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它自己就有一个问题了，它把自己说成是“祖国”，“祖国已经成立65年了”，荒唐至极。所以人们有一句话，五千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被建政65年的中共称为“祖国”？
中共造成它自己很多合法性的麻烦，比如，抗战过程当中谁是中流砥柱？国民政府在1930、1940年代废除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它继承不继承？这些问题在它的系统内部是矛盾的。为什么中共篡改教科书？篡改最厉害的就是这些历史问题，不能够去深究，一深究就出问题。中共对历史的态度、对历史问题也是宜粗不宜细，不能去考证，一考证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中共把一些人类社会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彻底否定掉了。
主持人：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中共它虽然打江山的时候它赢了，不管是用什么手段，它赢了，但是这个赢并不是它坐江山的基础，是这样的意思吗？
横河：对，是这个意思。就是革命本身有合法性基础，但是革命只是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它不是执政的合法性。所谓历史的选择，还有于建嵘讲的中共的合法性的获得跟革命有关，实际上都把这两者混淆了。革命只能提供更换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我们讲的是来自于传统的和天的这种合法性。当然我们不管中共这个政权怎么得来的，是欺骗也好、或者暴力绑架也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不讨论。
其实有一句话跟这个有点相似，就是马上打江山，但是马上不能坐江山，就有这个含义在这里，就是不能用革命的合法性来直接用在统治的合法性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替天行道。他们在檄文里面也说，是统治者背离了天道，我不敢违背天道，所以不得不来讨伐你。它是这么说的。
主持人：所以他讨伐完了，他还要遵从这个天道。
横河：对，讨伐完了以后，新建立的王朝他还是需要天道来给它授权，他一定要有神授这个统治权，只有统治的时候他才叫做天子，他在打江山的时候，他不需要叫天子，这个就是代天来治理了。
中国历史上叫“胜王败寇”就是指革命的合法性。有的人在帖上就跟帖了，就是说你既然说是人民的选择，我能不能再选择一次？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要害了：我能不能再选择一次？就是说在中国文化当中，即使你前一次选择是合理的，你违背了天道，我可以再选择一次，这个是符合天道的，是合理、合法的。所以中共要回过头去拿革命作为它现在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的话，是错的！
主持人：如果说是人民的选择，就跟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民主选举它有相关之处了。中共以前官方的论调一直是说民主选举不适合中国人。那中共它有没有觉得它自己的统治需要人民的授权呢？
横河：实际上毛泽东清清楚楚知道他的统治是需要授权的。其实现在大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中共在建政一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授权，而且它确实设计了一个制度来授权的。毛泽东知道得很清楚，推翻前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不是一回事。那么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找谁来授权？他肯定不会让大家来投票，对不对？
大家知道在中共的政治体制当中有一个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包括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它的所谓老大哥苏联都没有的一个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这个就是毛泽东当时为中共统治合法性量身订制的一个授权方式。当初在中共10月1日所谓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时候叫中央人民政府，之前就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的组成是什么呢？就是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中国的精英阶层，找了这一批人，没有跟国民党跑掉的。这一批人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授权的方式，就授权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授权它执政。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授权的方式，就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代表人民给中共统治授权，是这么回事。
当时的宪法嘛，没有宪法，就临时搞了一个政协，临时搞了一个共同纲领。你现在拿共同纲领跟宪法比的话，实际上共同纲领更接近于、更符合于世界的普世价值的政权结构的。
到了1954年，中共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需要民主党派了，它就召开人大制定宪法，这就是最早的“五四宪法”。从形式上好像是人民直接授权了，因为人民代表嘛，但实质上它是从政协、政治协商会议间接授权向后退了，退了还不如那个政协了。政协怎么办呢？就留着当花瓶用。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有一个政协在？就这么个历史渊源。这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共在刚刚建政的时候，以这种形式来表示它的政权是得到了人民的授权的。
于建嵘说中共的政权，他实际上说的是合法性，是逐渐流失的，他举的例子就是农业合作化，就是土地革命的时候把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又回收了，所以它就流失了；他说反右的时候，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合法性就流失了；后来党内也对这个合法性形成挑战。
实际上从上面讲的这四个合法性的来源来看的话，尤其是民主选票的授权的话，就中共而言，它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合法性流失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除了政治协商会议有一点授权以外，后来根本就没有这个合法性基础。因为于建嵘讲的那些吧，它实际上是人民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并不是真正的合法性来源。
这个支持是什么呢？严格的说就是合法性的替代品。你比如说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分给农民它并不直接构成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而是和农民的一种交换，就是我给你土地，你来支持我的政权，是用土地来换一个合法性的替代品。这就是中共它实际上是需要人民授权的，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它做了个样子。从形式上来说，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一个授权制，但实际上那个因为完全是假的，它自己也知道假的，所以才会提到现在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你如果说它真的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授权了，它就不需要提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像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制度最不相信的就是中共自己。
主持人：对，这个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以前是在中共的高层官员里面，它起码没有对外提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就像刚才您讲的，它自己知道以前是假的，所以它不来提这个问题。既然是这样的话，它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呢？
横河：因为是假的，所以它也知道实质上是没有用的，没有授权的。现在它觉得很有必要来讨论合法性，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政权里面，它说什么就是缺什么，它不缺它不说。以前是有一些替代品，没有必要去提这个合法性。现在我认为中共是穷尽了它的合法性资源，就是所有的替代品都没有用了。
你比如说政治协商会议，尽管是装门面的，是形式上的人民间接授权，但是中共自己在1954年就把它抛弃了。其它后来的一些替代品也是一步一步的被抛弃掉，或者被用尽了。比如说把土地分给农民，就被自己的集体化给抛弃了。毛泽东后来的继续革命理论，不管他自己本意如何，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就是用革命作为统治的合法性来代替的，就是作为一个替代品的，革命是合法的嘛，所以他就老革命，所以就老合法。邓小平就不能再用革命了，要否定革命了，革命把中国搞惨了，搞到文革的时候全国都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就用经济发展来代替合法性的基础。
后来的所谓“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些变种，它没有离开用经济发展来换取人民对它政权的支持，也就是说做合法的替代品。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已经不可能再持续发展了，就是你这个两位数或者是保八都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又没有新的东西可以来取而代之，现在就没有了，因为该用的都用完了，没有了！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回过头去找历史的合法性了，就找革命的合法性。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其实就是一种尝试，就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合法性的来源已经没有了，所以要回到中共的革命当中去找这个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是“唱红”的实质。但是这个没有用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革命的合法性它不能够自动转变为统治的合法性。
它的转变是除了上述四个来源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人们承认你，尽管它不是合法性的直接来源，就承认你。为什么人家要承认你呢？就是你对革命的承诺有没有兑现？你革命为什么人家支持你呢？是因为你给出了一个蓝图，就是说将来会比现在好，人家就支持你。
其实这个如果兑现了的话，那就有了民主选票的授权了。因为在1945年、1946年的时候，中共就在承诺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这些承诺就像给农民的土地、民主制度、选举，甚至包括中共宪法承认的各种所谓言论、出版、结社、信仰自由……这一系列的自由实际上都是中共自己承诺的，你能不能兑现？这是革命的合法性能够转变为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必要因素。
但是中共全部没有一个兑现的，或者是即使有个别兑现了的，又被自己否定掉了。从这点来看的话，就是中共要寻找新的合法性替代品的话，基本上走回头路也找不出新的出路。所以我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
主持人：对，海外有一批学者也是这么分析，他觉得是说中共高层现在又提这个话题，就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合法性的危机存在。
横河：对的，但是它没有解决的方案，它不可能解决。如果最终以某种形式的选举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话，中共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就是说想用民主选举方法来保中共政权本身就是矛盾的，就是不可解决的。所以最终中国要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的话，就是要抛弃中共才有可能实现。
主持人：好，这次的时间到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得非常多了，就暂时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横河：好，谢谢大家，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