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20日讯】（新唐人记者秦川综合报导）陈维仁曾担任过胡耀邦秘书，在提到康生时就认为，康生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中共党内最大的“棍子”。据陈维仁回忆，每当提起康生，胡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原文摘自《胡耀邦在敏感时刻揭批康生始末》。
据胡耀邦秘书陈维仁回忆，对于康生这个人，胡耀邦非常厌恶。在中国人民遭受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也成了重灾区，康生曾把持中共党校长达20多年之久。
1958年，康生的第2任妻子曹轶欧，在康生的庇护和关照下，在党校做了“卧底”。曹为康生以党校为阵地打杀和攻击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注下了“祸水”。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小组副组长。
1957年，康生开始分管中共党校。在文革时期，康生在中共党校先后诬陷原党校校长杨献珍；迫害刘少奇秘书林枫等人，其并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康生把持党校期间，大家称其为“康老”，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文章提到，康生有时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很快这个人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逝后，被中共当局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受到了中共当局的历史审判
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共党校副校长。1977年9月3日，在中共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会议代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了康生和曹轶欧的“十个问题”。会后，王富长等人还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把其中10条精简为9条，最后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报了中共中央。
王富长的揭发，成为了中共当局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之后，中共党校开始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掀起了当时中共党校对康生的揭批运动，并迅速扩及全国。
1978年11月，胡耀邦根据中共中央党校提供的揭发材料，和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及中共组织部、联络部等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污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份名单，铅印成册。
胡耀邦提供的这份材料揭露了在“文革”时期，有603人被康生曾点名污陷，这其中包括中共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等33人。
1978年11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了康生问题。陈云在发言中表示：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共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胡耀邦会议上则表示，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同年9月29日，中共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康生进行了检察起诉。
1980年10月，中共当局根据确凿证据，查明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中共当局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康生的骨灰也从中共八宝山公墓迁出。
文章称，最后，康生这个阴谋家，接受了历史的审判，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