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2月27日讯】自从我不知哪一天被视为“敏感人物”甚至有可能是“反党分子”和“敌对势力”之后，除了行踪、手机、电话、微博、微信、邮箱等长期被公安国保特务及其线人、帮凶监控、监听、监视、删帖、屏蔽，还有遭遇公安国保特务半夜三更上门骚扰恐吓意图抓捕，国保国安特务多次强制约谈威胁警告，一家人在机场准备出境旅游时遭遇十多个男女国保特务以及边检警察无法无天强制搜查搜身，以及上海司法局有关领导人员多次约谈“教育”警告外，在上海浦东自己买的商品房住处还曾多次遭遇莫名其妙、无法无天、无耻可恶的“查户口”。现将其中一次刚好我在家时遭遇的“查户口”经过情况说给大伙听听（有图有真相），让一些无法无天无耻可恶又可怜家伙的丑恶嘴脸在文明世界予以曝光，并与大家共同“分享”反思，或许今后大家碰到类似情况，也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更深一点讲，大家可能会对中国的明天有更确切确信的预知。
根据我当天所拍照片显示的时间，事情发生在2015年3月20日，大约是上午11时许。记得那天我刚好没有去律师事务所上班，也没有出差办案什么的，就呆在家里客厅看微信看微博偷懒打发时光。突然听到自家门口有人敲门（我家住在上海浦东一个万科房地产集团开发的楼盘12楼，平时有人访问一般都要经过物业公司对讲机联系好才能上来），由于“敏感人物”的职业敏感性以及自己多次亲身遭遇的被骚扰被威胁被恐吓“恐怖经历”，为避免吓到当时也在家里的其他大人和小孩，我便让家里其他大人小孩先到里面的房间回避一下。
然后，我才问：“谁呀？干神马事情？”外面有个女的声音回答：“居委会的，登记常住人口。”我一听就知道，又是找茬的来了！便大声说：“不是已经登记过好几次了嘛，怎么又来登记？”门外女的声音又说：“这次是重新登记。”考虑到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做神马特别“敏感”的事情，估计不会是来抓我的；同时也想瞧瞧这帮人到底又想耍神马花招，于是便开了门。
首先出现在门外的就是照片一（注：我当时用手机拍的，其它四张也是）上的三个女人，当中那个年轻一点的还戴着墨镜。大家看看她们眼神的那种德性就非常清楚，明显是不怀好意的三个家伙。说实话，三个女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没见过。
我有点生气，不友好地说：“又登记什么户口呀？我们在这里都已经住了五年，登记过好几次了！你们都不知道吗？”
照片一左边那个年纪最大的女人看到我有点生气，连忙陪笑脸套近乎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你家楼下五楼的邻居卞阿姨，这幢楼的楼长，小张张莲（注：我的内人）认识我。”然后又指着照片一右边那个一直用贼溜溜眼睛往我屋子里面瞟（我估计北京“朝阳区群众”都是这个鸟样！）的女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居委会徐主任！”，然后瞧了瞧照片一当中那个“墨镜女”停在那里，看着那个所谓的“徐主任”！
“徐主任”赶忙接着介绍：“这是我们居委会刚来的小金。”
凭十几年“前法官”和五年“现律师”的直觉，我一看就知道有猫腻。于是便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带工作证了吗？”
“徐主任”显然没料到我会来这一招，似乎有点生气：“我们有工作证，今天放抽屉里没带。我在这个居委会当了好多年主任了，小区里许多人都认识我，卞阿姨也知道。你是这里什么人？”
我也毫不示弱，一字一顿地说：“我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这里的房主！你们必须把工作证拿过来！”
也许“徐主任”对我这个房子的情况真的不是很清楚，也许“有关部门”要求“徐主任”配合“查户口”的时候并没有把我的“光辉事迹”跟她介绍得很清楚。反正她当时是一下子愣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我又问：“那你们带身份证了吗？”并且特别地用眼睛瞪着当中那个“墨镜女”！
“墨镜女”赶紧说：“我身份证放在家里，今天没带出来。”
“徐主任”也说：“我们平时不带身份证出来。”
我是真的生气了！“你们既不带工作证，也不带身份证，还莫名其妙到我家里来查什么常住人口？万一是冒名到我家里来打劫害命的，我们怎么办？”同时指着“墨镜女”说：“你，把墨镜摘下来，让我再拍一张照片！需要的话，我会报警的！”
她们可能是被我的气势震住了，或者说是被我这种反应搞懵了，三个人居然很配合地，尤其是那个“墨镜女”，还真的潜意识地把墨镜摘下来让我再拍了一张照片（就是照片二）。
我继续生气：“刚刚前段时间，我不在家，听我老婆说，也是一个自称你们居委会的人，带着一个穿制服的人，上我们家里查过户口，还做了登记。你们居委会查了户口做了登记，难道都没有保存的吗？如果这样，你们不是严重失职吗？经常这样跑到我家里来查户口，吓到了我老婆孩子，你们承担得起吗？？”
我乘胜追击：“你们有什么权力到我家查户口？哪条法律规定你们可以来我家查户口？请把你们的姓名、职务、身份证和手机号码写下来给我，否则今天我不会随便让你们走，我要报警你们非法查户口！”
“卞楼长”显然有点慌了，赶紧说：“是徐主任让我带她们来你家的！”
“徐主任”反而恢复了点常态：“我可以把我们姓名写给你，我可以让居委会的人把工作证送过来，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核实身份。”然后，“徐主任”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居委会：徐芳金翠英楼组长：卞长花”（如照片三），但身份证和手机号码都没写。
我说：“没有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我怎么核实你们身份怎么找到你们？”并要求她们把手机号码报给我。
她们还是不肯给，并继续说如果不相信可以跟她们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核实身份。
其实，通过几个回合交锋，我对“徐主任”和“卞楼长”的身份基本已经可以确认，“墨镜女”则有可能是国保女特务冒充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我只是不愿让她们轻易找茬得逞。另外，“有关部门”既然想找我的茬，基本上应该都已经跟辖区派出所通过气。你如果贸贸然跟着她们去派出所，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得不到任何好处，有时有可能还会吃眼前亏。
于是，我佯装生气地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跟你们去核实什么身份！你们非法到我家里来查户口，还不带工作证，甚至连身份证也不带，我肯定不能让你们就这样随便走，你们今天必须证实自己的身份。你们刚才不是说工作证忘在居委会抽屉了嘛，你们可以叫人送过来。”其实，我只是很想确认一下“墨镜女”到底是神马身份！
“徐主任”见拗不过我，于是说：“好，我让居委会的人把工作证送过来。”然后她掏出手机不知打给谁说了一通，对我说：“居委会的人现在不在办公室，她们要半个小时后才能把工作证送过来，我们可以到你们五楼卞楼长家等她们送过来。”
我心想，你们爱等就去再等，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究竟还要怎么表演！于是我就让她们下楼了，然后只管把自己家门给关上继续看微信看微博。
大约过了25分钟，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们究竟还在捣什么鬼，我也乘电梯下到了五楼。快到五楼时，我就在电梯里听到她们在楼道里用上海方言叽叽喳喳商量着什么。由于我老家是温州土着，平时又没有特别用心学上海话，所以虽然辞掉法官搬家到上海已经做了五年律师，许多上海方言还是听不懂。
她们看到我突然从电梯里出来，一下子都愣呆在那里不说话了！边上还多出来一个我又不认识的女人。
我佯装很严肃地问她们：“你们的工作证送过来了吗？”然后指了指边上那个女人：“她又是谁？”
“徐主任”回答：“还没送过来，还要再等一会”，并指着我问的那个女人说：“她是我们浦东新区人口管理办公室的小周”。那个被称作小周的女人拿出工作证晃了晃。
我要求那个小周女人把工作证给我看，然后马上打开手机拍照：“我必须拍个照片做证据，否则跟你们说不清楚。”那个小周女人想不让我拍已经来不及。工作证上写着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口管理办公室的社区协管员，名字叫周玉莉（如照片四）。
我说法律规定只有公安局派出所的正式警察才有权力查户口，你们一个人口管理办公室协管员也根本没有权力查户口。同时心理琢磨，我老婆跟我说的此前那个来我们家“查户口”穿制服的女人估计就是这个周玉莉。后来经我老婆辨认照片，确实就是这个家伙。TNND！这不明摆着就是要找我的茬嘛！
接着，我便跟她们一起，一边等她们的人送工作证过来，一边给她们上法律课。我说我做过十几年法官，现在又在上海做了五年律师，做过见过很多的事情，哪能像你们这样干工作做事情呢？上海作为号称国际化大都市，你们这不是给社会制造矛盾，给上海丢脸吗？！
“徐主任”跟她们那另外几个女人，不知道是真有醒悟还是继续表演，连连说：“是呀，是呀，我们居委会今后真要吸取教训，干工作要规范。”
我们大约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她们才有人把所谓的“工作证”送过来。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纸张上面写着姓名、职务分工等，然后盖了个居委会红印章塞在一个塑料夹里，连起码的照片都没有（如图五照片所示）。凭我老法师的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完全可能是刚刚在某个电脑列印店里制作的。其实，凭我老法师的直觉，在等的过程中，我就已经估计到她们会耍这样的花招，果然不出所料！
我是真的又好气又好笑。拿过她们的“工作证”拍过照片后，对着“徐主任”和“墨镜女”说：“这样的工作证，怎么能够证明就是你们俩的工作证呢？不会是你们叫人到电脑列印店里刚刚制做的吧？”
“徐主任”还想忽悠狡辩：“我们就只有这样的工作证。”
既然已经揭穿了她们丑陋的面孔，我想再跟她们较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便说：“你们走吧，以后如果再到我们家里查户口，请务必带上正式工作证、身份证和公安局警察一起来！”然后正眼也不屑再看她们一下就径直回家了。
也是从这次事情以后，这几个人就再也没到我们家“查过户口”！
我至今一直纳闷不已，一直感叹抓狂：在已经进入21文明世纪的中国，在一个有着所谓5000年文明传承的中国，怎么到现在还会走出来这么一些极度自私、邪恶、残暴而又极度弱智、愚蠢、无耻的家伙呢？
难道他她们真的还妄想企图用这种明朝东厂西厂锦衣卫式、纳粹法西斯式、苏联斯大林式、中国文革式的专制特务手段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吗？
这种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法治的特务统治手段，除了自绝于人民，自寻死路，自找灭亡之外，必然不可能再有其它任何出路！
文章来源：钟锦化律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