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1989年6月4日晚，听说天安门广场上中共军队开始屠杀在那里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管理专业的学生吴国峰背上相机，骑着自行车，从人大学生宿舍赶往天安门广场。他想要用相机“记录历史”，却在途中遭到全副武装的军人射击。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被子弹击中胸部、头部和肩部后，还被中共军人用刺刀捅了几刀。
吴国峰遇害后，中共当局和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对他的死亡给出任何定论，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家属看到的只是几张吴国峰被送进医院后的照片，和校方简单几句话的死亡通知书。
2014年的“六四事件”纪念日到来前，吴国峰的父母亲接受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采访，回顾了吴国峰短短的人生历程，着重讲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的踪迹。这篇报导说，当时许多在北京的镇压行动中丧生的学生、市民，他们的死和当时的具体情形如何至今是个谜，吴国峰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父母事后不但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受到中共当局的监控和面对各种麻烦。
流亡海外的“六四”学生领袖如何看待这段惨痛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大屠杀带来的惨痛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渐渐褪色。尤其中共当局长期想方设法抹去这段血腥历史的记录，让许多后辈青年甚至完全不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发生过这样惊天的大屠杀。但许多“过来人”的群体记忆中的伤痕却是无法消除的。对于那些当年怀抱爱国理想在天安门广场与冷酷卑劣的当权者对峙的学生领袖来说，这场屠杀在他们的心灵上造成的创痛、负疚感和愤怒，更是一生一世都难以磨灭的。
2014年6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以《天安门广场：长长的阴影》为题，发表了对1989年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的采访报导。吾尔开希、柴玲、王丹等人谈论了他们如今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在过去25年里，他们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对历史也有不同的感悟。
“我不后悔自己的行动，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吾尔开希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坦然无悔。
吾尔开希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早期领导者和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大学生领袖之一，但在运动接近尾声时，他因主张学生应主动撤离广场而被其他一些更为激进的学生排除出局。六•四屠杀之后，他在“黄雀行动”的帮助下逃离中国抵达美国，目前旅居台湾。
吾尔开希表示，他将继续异议人士的生涯。他说：“我有很多理由继续作为一个民主活动分子和异议分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幸存者的负疚感。”
据公开的资讯，“黄雀行动”是民间发起的一项帮助包括学生领袖在内的民运、异议人士逃离中国的专项行动。这一行动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局、美国中情局、港英政府和走私集团、人蛇团伙等组织的协助。据报导，先后至少有800名遭受中共政治迫害的人士得到这个专项行动的帮助而成功逃离中国。港英当局1997年向中共政府移交香港主权前，一直在帮助内地异议人士离境，1997年后有关这项行动的所有记录都未留下。
另一个接受“黄雀行动”帮助逃离中国的“六四”学生领袖柴玲，是当年学生领袖中最富争议的一位。当年，在中共当局可能动用军队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的征兆日渐凸显时，柴玲曾发表让请愿的大学生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让鲜血擦亮人们眼睛”的激情演讲。
6月4日凌晨，柴玲带领最后一批学生撤离广场。之后，这位颇引人关注的女性学生领袖也通过“黄雀行动”的帮助成功逃离中国。
柴玲流亡海外后曾经笃信佛教，她在经商的同时从事慈善和权益活动。她认为眼下的中国是个罪孽深重的社会，人们只关心物质和肉体享乐。在接受英媒采访时她说，自己受到的批评、内疚、自责以及抑郁，在2009年她皈依基督教之后都消失了。她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王丹对中国的未来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他表示，对自己当年参与了学生运动，至今仍感到骄傲，也为那时候曾经力争民主的中国民众感到骄傲。这位当年北大历史系学生表示，自己相信中国年轻的一代“迟早会站起来抗争”。
王丹评价出生于19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说，“他们仍有好奇心，求知心切，这十分重要。”他表示，如今的年轻人有朝一日起来反抗的话，他们为之斗争的目的将是自身利益，自身的自由，而不像20多年前的学生那样为国家、民族利益抗争。
王丹对当今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表示持悲观的态度。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25周年到来之际，英国《卫报》发表了旅英作家马建撰写的长篇纪念文章，回顾了当年中共对学生运动的无情镇压。文章称，“人群里的每个人都是屠杀的受害者”，中共当局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消除亲历者对“六•四”的记忆。
文章表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其“诉求的崇高及合法性的力量”，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表明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地民众一样渴求民主，机会呈现时也会表达这种诉求。天安门民主运动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暴乱”。当时广场学生和北京市民表现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和非暴力行为，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疯狂中“令人赞叹的理性瞬间”。
需要一提的是，那些流亡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和其他民主运动人士、维权人士一样，绝大多数都被中共政权的驻外机构吊销了公民护照或被拒绝护照延期，并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他们曾多次发表声明，要求中共政权按照宪法和法律，恢复或延续延期的护照，让他们自由进出中国，但中共政权至今没有改变这一做法的迹象。
针对上述情况，在美国纽约旅居了20多年的《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表示，中共政权不让海外中国人回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联合国人权宪章，任何人都有回国的权利，”胡平解释说：“就像你回家一样，这是权利。”
中共会给“六四事件”的遇难者平反吗？
自从“六四屠杀”发生以来，近27年的时间内，一直有来自海内外各界呼吁平反六四的呼声。那么，中共有没有可能“平反六四”呢？
2014年5月中旬，著名时政评论人士章天亮应《美国之音》的邀请，在“焦点对话”中与其他几位嘉宾一起讨论反思“八九学运”。其他嘉宾集中讨论了那次“学运”的策略错误问题，章天亮则更关注学运的原则性错误——仍然承认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并对中共改良心存幻想。
章天亮认为，当屠杀发生时，中共已经失去了“平反”的资格。他指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家属不会要求侵华日军的“平反”，犹太人也不会要求希特勒的“平反”，为什么六四的死难者就要求中共“平反”？
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正因为六四屠杀的野蛮和残酷让民众对中共极度失望，“平反六四”可重建中国人对政府改良的信心和希望，因此是北京当局的“巨大资源”。
针对这些观点，章天亮撰写评论文章，讨论了中共是否还有机会和可能平反六四的问题。文章指出，上述看法有三个重大错误：
第一，互联网时代，老百姓已经可以接触到各种信息，文革后中共靠掩盖真相和欺骗宣传即能左右民众思想的日子已不复存在；
第二，“文革”毕竟属于中共内斗，它与六四学运争取民主的性质不同。承认中共内斗是错误的，暂时不会危及中共统治；但平反六四就是承认了民众的民主诉求，换句话说，就是承认了民众结束一党专政诉求的合法性；
第三，“平反文革”带来了政治气氛的宽松，促使民间有限反思中共，随之而来的就是越来越强大的民主诉求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抗争，并导致了八九学运。如果中共平反六四，必将营造比平反文革更加宽松的气氛，对中共来说等同自取灭亡。
文章最后呼吁，无论是民间学者还是国际社会，都需要看清这个常识，丢掉对中共“改良”的幻想，早一天解体中共，中华民族的苦难就会早一天结束。
事实上，不止是六四事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同样如此，而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最终让世人彻底看清了中共无可救药的邪恶本质。
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让世人醒悟：解体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
距离六四不过10年，天安门广场上留下的年轻人的斑斑血迹还没有干，又一场惨烈的迫害拉开了序幕。
1999年7月20日，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意孤行，动用国家专制机构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政治迫害。在过去16年中，为强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对“真、善、忍”这一人类共同精神的信仰与追求，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以独裁权力，挟持整个政权、整个国家的力量，不惜采用最残暴、最下流、最恶毒的手段对这个善良的群体进行系统迫害。
为了制造镇压的借口，中共操控电视、报纸、广播、网际网路、杂志等等，一切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载体，铺天盖地污蔑抹黑法轮功，甚至自导自演自焚事件来栽赃嫁祸法轮功，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了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手段。
据海外明慧网报导，在这场最邪恶的迫害中，超过3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千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
中共警察对法轮功修炼者使用的酷刑至少数十种以上，包括使用狼牙棒、钢筋条、铜鞭、荆条长时间殴打，强迫长时间蹲地牢、水牢、小号，坐死人床，不让大小便，铁钉钉指甲缝、铁钳子拧肉、用钳子拔指甲，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冬天往头上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数伏炎夏在太阳下曝晒，连续半月不让睡觉，毒虫叮咬，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受刑者的嘴、脸、胸部、腋下、乳房、阴部等敏感部位，摧残生殖器、强奸，等等。中共残害人的手段骇人听闻，迫害情形惨不忍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有的在尚有气息时就被火化，更有数量巨大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在残酷的迫害下，幸运逃离中共魔爪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海外向联合国发出了求救的要求。这批离乡背井被迫逃亡的中国籍法轮功难民，无疑揭穿了中共谎言制造的所谓“太平盛世”。
直至今天，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仍每天不断。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共的严密资讯封锁之下，人们能够了解到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实际遭受迫害的人数更多。
在长达16年多的腥风血雨中，法轮功修炼者依然用大善大忍之心，以超常的勇气和坚韧，和平、理性地持续抗争，坚定地用自己的生命来卫护着佛法真理和人类仅存的良知。他们不仅仅在捍卫他们自己的修炼权力，也是在守护人类的道德底线，守护人类的未来。
2009年7月15日，《大纪元》编辑部刊发了题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迫害》的特稿。文章表示，中共对法轮功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政党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共早已失去了改良的可能，要想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结束中共对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及更广泛中国人的迫害，结束这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就必须解体中共恶党。“解体中共”成为制止迫害的唯一方式。
文章指出，2004年11月19日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大潮”（推出中共党、团、队的热潮），使中国民间对中共邪党的抗争达到高峰。近6千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表明，中共的红墙已“摇摇欲坠”，正在“走向最后的解体”。目前，这一数据已突破2亿3千多万人，而且仍在持续增长之中。
2015年10月15日，大纪元再次刊发题为《抛弃中共习近平可望青史留名》的特稿，明确开向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抛弃中共的呼吁。
文章表示，中国时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演变。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豪杰之士顺应时势之举，将令其青史留名，也会带动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习近平以其现在的特殊位置，如能顺天而行，抛弃中共，挽救民族危机，将可名垂青史。中华民族在抛弃中共之后，也必将迎来真正的复兴和中华盛世。
文章分析，继承共产党这个名号，接管了“党组织”这张皮相，最高领导人就不得不背负中共的血债，延续反天理的意识形态，继续中共毁灭中华民族信仰和文化以至最终毁灭中华民族的任务。不愿意为此者，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下场就是被打倒和软禁至死；抑或如胡锦涛、温家宝者，倍受江泽民的钳制，饱受屈辱难有作为。
文章指出，只有当中国变成一个自由社会，有了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机构，习近平才能避免被政敌诬陷的可能，才能保障家人的安全。同时，如果习近平抛弃中共，这份伟大的勋业将永垂青史，即使习过去在中共体制下曾有违心之举，也必然得到全民的理解和宽容。
文章最后写道：“习近平是习近平，中共是中共，二者完全可以脱开关系。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无需依靠中共，中华儿女发挥才智实现梦想，也不需依靠中共。正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都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中共成为中国社会与民众的枷锁、牢笼与最大发展障碍。抛弃中共，无论从民族大义还是个人安危考虑，都应成为习简单且必然的选择。”
责任编辑：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