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一个春天里晴朗平静的日子，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上访，和平请愿希望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解决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天津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十七年过去了，记忆犹新，那些具有崇高道德风尚、不畏强权暴力、身体力行真、善、忍法理的法轮功学员今日可安好？
大法洪传盛况空前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于1992年5月开始洪传法轮功，短短七年中华大地上就有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同时，法轮大法也洪传到海外几十个国家。在人类道德大面积下滑，信仰迷失时，法轮大法有如春风给世人带来生机。在1999年时，清华大学就有11个炼功点，每天都有逾500名学员参与学法、炼功，曾经接触或短暂炼功的清华师生难以计数。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有时可以租到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阶梯教室，500座位座无虚席，可谓盛况空前，在清华大学难找不知法轮功者。
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着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中共黑恶势力骚扰
对于这样一个受欢迎的功法，却遭到中共内部一股恶势力不断骚扰。尤其，“红色科学家”何祚庥1998年5月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诋毁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连续三天几千名北京法轮功学员自发去北京电视台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最后，北京电视台向法轮功学员们道歉，并承诺播出正面弘扬法轮功的节目。
然而，何祚庥的连襟罗干紧接着通过公安系统非法进行全国大面积采集构陷法轮功的材料，促使很多地方开始限制法轮功学员的正常学法、炼功活动。那时，清华大学接到公安系统的通知后对法轮功学员开始诸多限制，甚至要求炼功点不许放音乐和挂横幅。
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的“红色科学家”在1999年4月再次挑起事端，选择了天津的一家小报——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该报社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驱散请愿人士，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防暴警察属于罗干指挥管辖），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四•二五”和平上访
1999年4月25日，我如往常一样早上5点55分到清华小树林法轮功炼功点，当我听到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天津法轮功学员，我决定上访，请总理朱镕基出面阻止坏人的恶行。我与孟军和黄奎等几位清华学生骑上自行车直奔中南海信访办。
早上8点，我们到达中南海，我们看到许多条路的人行道上已经有很多人站着，一看他们都非常朴实，个个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就知道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锁好自行车后，径直走向中南海的府右街的西华门。几个警察过来，叫我们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不要集中在一起。由于来自不同地方，周围许多学员都不认识，我们也不聊天，每个人都默默的学法或背法。
后来，看到西华门有人走出来，大家开始鼓掌，由于我所在位置有些远，看得不是太清楚，后来知道，是朱镕基总理出来见学员，并带三位学员代表进入中南海。其中一位是我认识的北大教职工孔维京女士，我们曾多次参与清华和北大的学法交流。接近中午，我遇到从中南海出来的孔维京女士，得知她向朱镕基总理反映了我们的情况和向信访局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三是希望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我们继续安静的等待着。下午三点多，我见周围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墙边，还没有吃饭喝水，我就问她：“您需要面包和水吗？”她缓慢而客气的说：“谢谢，我不要，我怕用后麻烦大家领我上厕所。”我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我说：“没关系，我会让人带您去厕所的。”她非常客气的说：“谢谢，不用了，不用了。”没多久，清华的王久春教授过来，认出这位老太太是清华一位老教师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后来天色渐晚，王久春教授就让人打计程车将老太太送回家以免她的家人担心。多么好的老太太呀！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同时，也从大法中修出了能为别人着想。
后来法轮功研究会的人员李昌等5人，在下午也进了中南海进行对话。晚上，9点多，我们得知朱镕基总理将会妥善处理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学员的事件，我们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烟头），然后各回各家。法轮功学员们在20分钟内全部散去。
法轮功学员的正行，使曾经经历过中共反右迫害的朱镕基总理，也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诚意和合理的请求。法轮功学员的正行和朱镕基总理的处理，使得“四•二五”和平落幕，赢得了海外媒体一片赞誉之声。
缅怀在中共残酷迫害中离世的清华同修
虽然“四•二五”和平落幕，但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却跳了出来，不顾其他政治局六个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决定镇压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近17年来，中共嗜血专制机器，碾轧无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成为当今最大的人权灾难，尤其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令人发指。
被迫害离世的袁江
在清华同修中最早被迫害离世的是袁江，他是清华最早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1999年4月26日，我在王久春教授家，见到从兰州赶来北京上访的袁江，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袁江和我们最早得法的弟子一起，我们每天清晨炼功，在清华校园中炼功，大礼堂前、荒岛上、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前都留下过我们炼功的身影。每天傍晚，我们都在清华工字厅（校长办公室所在地）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袁江积极为我们藉来录像带、录音带；他每天坚持学法、背法；他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们在一起学法炼功将近一年时间，1995年7月他从清华大学电子系毕业，到兰州市电信局工作。他于2001年8月30日被非法拘捕，遭到甘肃省公安厅公安长达一个多月的酷刑折磨，据知情人透露，当时光刑具就拉了两车。袁江于2001年11月9日离世，年仅29岁。
被迫害离世的高春满教授
我的导师高春满教授，在1994年8月5日至12日，他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哈尔滨的法轮功学习班。他是带我修炼法轮功的领路人。最初得法，我们每天都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听讲法录音，我们也开始扩大洪法，扩建炼功点，高教授由于有翻译任务不能耽误，他找到王久春教授，让她出面负责清华炼功点。我与高教授也经常参与学校外的洪法炼功活动。高教授承担的是俄文翻译的任务，他将《中国法轮功》翻译成俄文版，在后来的《转法轮》翻译中也发挥了作用。据悉，第一版上万本俄文《中国法轮功》很快的就到了有缘人的手中，那是高教授最欣慰的事。在翻译过程中，高教授非常认真，他经常与我交流切磋，希望准确翻译每一句话的意义，我们经常很晚离开他的办公室。那时，各语种翻译组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高教授每次有新的理解感悟，都与我交流。他也非常关心经济上困难的翻译组成员，他曾让我大老远去给英文翻译送米送油。
高教授在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中的影响较大，他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同时因为参与2002年3月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首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筹委会，并发表文章《未来的教育工程》，让中共江氏集团视为眼中钉。2007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日，世界很多国家的政要对法轮功发出了贺信，而中共的江泽民和曾庆红则胁迫俄国政府特意在这一天安排了一次强行绑架和遣返具有联合国正式承认的难民身份的高教授的恶性事件。在国内，中共给高教授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不能与亲人住在一起，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在一次中风后难以恢复，于2011年3月14日离世。
被迫害离世的柳志梅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校友柳志梅，1997年17岁时，在一次选拔测试后，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最早见到她是在1997年新生入学时，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也通过发传单介绍法轮功，那时，她和另一位女生非常有兴趣加入。可是，这个曾经风华正茂、远近闻名的清华学子，因修炼法轮功，饱经中共各级人员的迫害，被非法判刑12年，遭受了难以想像的摧残。2008年11月临出狱前，她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时，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2015年2月13日早上，柳志梅的尸体在家乡邻村西中荆村的井里被发现，面部呈紫色，头部有伤，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内衣和毛衫。柳志梅离开了人世。
回首1999年4月25日，这一天，中国的法轮大法弟子们在人类历史上立下了永恒的道德丰碑。在之后的17年里，大法弟子们秉持真善忍原则，面对中共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屹立不倒，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唤醒世人良知。17年里，很多大法弟子在中共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中失去生命，被活摘器官，妻离子散，失去工作流离失所。但，还世间公道不会久远，一切邪恶将无处遁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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