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容:老年悲歌痛在夕阳

编者按:美丽的神州,承传了五千年的文明,演绎出无数绚丽神奇。然而,西来幽灵,卷起红祸。无神论、党文化,破坏传统,扭曲心灵。今日大陆,道德急剧下滑,乱象丛生,危机四伏。诚信缺失,安全感何在?阴霾迷雾中,亟待厘清事实,探究溯源,剖析中共之祸。正本清源,去除毒害,方获新生。

人生的黄昏,在那一片土地上,浸透着深深的悲伤和无奈。这个世界,属于谁?

2016年10月11日清晨,在江苏省淮安市城东乡,年近七旬的王先生用红色的绳子拉着失明的妻子,爬上二楼天台,跳楼身亡。王某生前患有结肠癌,其妻因糖尿病失明多年。据分析,两位老人很可能是因为无钱治病而走上绝路。

10月29日,辽宁大连55岁的男子刘振远被家人遗弃,露宿街头。刘老汉的女儿和他的亲弟弟都拒绝接他回家,女儿说:“父亲有尿毒症,还有肾衰竭,这我管不了。”刘老汉拒绝好心人为其安排住宿,坚持等候家人。8天后,老汉在寒风中惨死街头,亲属始终没有出现。

5月15日凌晨4时,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工程学院附近,一位骑自行车的老妇人突然倒地,市民报警后,救护车和公安到场,抢救无效后竟然扬长而去,把老妇人遗弃现场。老妇生前收养的8只流浪狗一直守护在遗体周围,不肯离去。

2009年,湖南省常德市一名81岁的老人从自家二楼阳台跳下,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老人意识清醒,向围观的人讲出心里话:“跳楼是因为一个人过得很辛苦,没意思。”

自杀!触目惊心

据报导,目前,中国每年至少有10万名5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每年自杀人数的36%,老年人已成为中国自杀率最高的人群。

2014年,一份《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出炉。主要研究者之一、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表示,自从2000年以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上升得特别快,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已呈蔓延之势。传统的孝道已经荡然无存。

刘燕舞在调研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惨烈的故事。例如,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是怕子女事后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湖北省景山县的一位老人,有一天,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给自己烧纸钱,一边喝农药,当纸钱烧到一半时,老人就不省人事了,被发现时,人已离世。村民说:“他是怕死了以后,孩子连纸钱都不给烧。”

刘燕舞分析指出,农村老人自杀率升高,主要源于四大困难:生存、疾病、精神、日常照料。在许多地区,一旦老年人丧失了工作能力,就“没用了,也就该死了”,薄情的儿女就会用各种方式将老年父母逼死,并称之为自杀。有些老人甚至表示,他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自杀)、绳儿子(上吊自杀)、水儿子(投水自杀),哪个都比自己的亲儿子亲。”

刘燕舞感慨地说:“人都会老。”“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

有关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现象,王培尧在2014年8月撰文分析:老无所医成为农村老人自杀和慢性自杀的主要因素。作者以山东莱州老家的一个邻居为例:这位当年生产队的劳动能手,进入老年后,被肺气肿折磨多年。老人平常吃的药是靠自己刨草药换钱买的,若要打点滴根本没钱。老人在医院住了不久,执意回家,之后死亡,等于选择慢性自杀。

文章还写,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中国城乡低收人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在城市是47%,农村贫困地区则高达70%∼90%。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农村老人的普遍现象。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曾通过调查发现,农村“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管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


留守奶奶猝死去,尸体被狗分食。(网路图片)

农村养老的困境

目前大陆社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医疗资源配置极其不公。2011年,陆媒刊文提出,中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准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据前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主持的电视节目透露,2012年中国三公消费高达3.9万亿元。“三公”,即: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庞大的三公消费动用纳税人的钱,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从2009年开始,中共逐步推出了农村养老计划,但是面对中国众多的老年人口,这项新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只是杯水车薪。中共的户籍政策要求,农村的老年人只有在户口所在地才能获得医疗福利,这迫使很多民工将自己的父母留在家乡。很多留守的老年人表示,当他们的医疗费用光后,他们只能忍着病痛不再就医,甚至有很多患上绝症的农村老人在家中等死。

《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农村60%的老人没有存款、三成老人生活上需要得到照料。今年5月底,在“上海论坛2016”活动期间,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教授Albert Park发言介绍说,中国有1/4的65岁以上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市居民的卫生保健支出显着增加,而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增长,中国的户均消费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

2016年7月消息,大陆记者从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获悉,该局2012年度收支预算为50.2亿元,其中广州市公务员公费医疗一年花费14亿元,远远超过广州210万农民的医保总额。

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老有所养”缘何成空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传统的养老方式和保障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庞大数量的城市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缺乏精神慰藉和医疗照护。此外,弃老现象层出不穷。“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温馨晚景正在远离千万个家庭。

据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每年有大约50万名老年人失踪,即每天大约失踪1370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子女遗弃。大多数老人失踪案都发生在农村和小城市里,这些地区的年轻人通常都离开家乡,前往一线大城市寻找工作。

大陆历史学家章立凡受访时直指:弃老案件屡发,“这是野蛮社会才会出现的事”。他认为,中国社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共多年来实施一胎化政策,没有足够的养老保障。老人一旦被子女遗弃,便无所依靠,甚至致死。

另有专家分析:“传统孝道的退化、计划生育、人口流动等因素导致家庭结构改变,增加了家庭赡养的难度。另外,4-2-1家庭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人遭歧视、漠视、遗弃等现象的发生。”

自2013年7月1日起,中共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强迫成年子女探望他们年迈的父母。但是,该法律出台后遭到巨大非议。民众普遍认为,老人即使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由于子女不孝以及迫于经济压力等因素,老人的生活依然无法得到保障。此外,由于养老制度的缺失,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在家里得不到尊重,有病无钱治。如果子女连自身的生活都难保障,更难顾及到老人。

众多网友评论:针对老年的民生问题,究其罪魁祸首,正是中共自身。官员贪腐成风,压迫盘剥人民,给普通民众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中共试图通过法律将政府本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到百姓身上,这种用法律来量化道德的作法令人感到可笑。


中国有1/4的65岁以上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网路图片)

道德与文化的迷失

道德和文化的迷失,是最大的阴影,笼罩着步入老龄化的大陆社会。

章立凡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的价值观都被扭曲,“只有向钱看,没有进行道德教育”。2016年“每日电讯报”报导,中国的老年人通常会依靠子女的情感和经济支持。但是,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导致许多年轻一代更多的关注职场,而不是父母晚年的幸福。

2016年9月,梓铭发表评论《那些正在遭受家暴和被抛弃的老人们》。文章列举了一些老人受到家暴的案例,并引用了《道德经》中的论述:“道丧而后德,德丧而后仁,仁丧而后义,义丧而后礼,夫礼也,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作者评说:“试看当今时代,我们不得不汗颜惊心,我们不就是礼中之人吗?我们的众生不就是忠信浅薄之人吗?没有传统的文化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以文化让众生重返道德世界,我们拚命创造的物质文明可能会毁于一旦。”

曾经,在华夏大地,在并不太久远的从前,人们敬天地,明善恶,知是非。“善恶有报,因果不虚”深入人心。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暖和关爱,老年人在养儿育女、忙碌一生后,能够安享晚年,自然从容地走向旅途的终点。

然而,中共篡权后,以无神论替代有神论,以冷酷的党性消灭人性。特别是江泽民在执政控权的近三十年间,鼓动全民逐利忘义,导致官场贪腐,个体纵欲,传统的道德礼仪被彻底抛弃践踏。在冲突迭起的社会乱象中,家庭秩序随之混乱失衡。对此道德的严重衰微之势,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无法纠正扭转,唯有抛弃中共、去除魔性、唤醒善念、恢复人性,方可治本。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生命从蓬勃的韶华向衰老过渡,人们呼唤爱心天伦。中华儿女,亟待重建道德、回归传统。唯此,才能真正维护人伦价值、让孝道重返家庭。夕阳下的温暖惬意,属于所有的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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