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5日讯】中共自建政以来，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整人杀人的政治运动。中共在文革期间发动的“一打三反”运动，由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亲自主导，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家庭因此遭到灭门之灾，其凶狠的杀人手段令人发指。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这场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主旨在于打击各地残存的反抗中共权威的人，并加强对地方权力的控制。
10多万人被处死
为了在短期内以大量杀人产生震慑效果，中共中央把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杀人变成了达成数字的任务。
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份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
从多方面的资料来看，在“一打三反”期间，粗略估计全国被处死的人数超过10万人。
据文革研究者王锐分析，按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
大陆作家、当代历史学家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中披露，“一打三反”中至少有200万人受迫害；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10万以上。
触目惊心的“灭门处决”
学者们发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满门抄斩”、“诛九族”等残酷惩罚，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但到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这种“灭门处决”再次在中国大陆上演。“一打三反”运动的滥杀中，有夫妻被同罪处决的，也有父子被同场处决的惨剧。
夫妻灭门
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北京市第25中学教师王守亮及其妻子杨淑辰，先后被当局处决。略有不同的是，夫妇两人的处决，是一前一后相隔了两个多月。夫妇二人都是被扣上“外国特务”的帽子而被处决的。
当年与遇罗克一起被处决的19人中，还有一对年轻情人。他们是北京挑花厂的医生田树云和医士孙秀珍。罪名是：“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囯驻华使馆汽车内19次”云云。
原籍重庆市的马正秀1931年出生，是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也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学生。
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对乱批乱斗，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狱中马正秀也始终拒绝认罪。“一打三反”刚开始，马正秀与另外18人于1970年1月27日被一起处决。
马正秀的亲哥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被处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正秀被捕后，她的丈夫赵光远不堪压力，1969年3月15日跳楼自杀身亡。赵光远、马正秀夫妇遭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侯坤、侯建民父子同一天被处决
有学者发现，中国历代的“灭门”，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对像，是年满一定岁数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或没为“家奴”，或发配充军边塞之类。中共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一起杀。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一律株杀。
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另一起“灭门处决”，是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于1970年3月5日被当局处决于同一个刑场。
早在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在“大镇反”中，将一家3口跪成一排，在上海市郊某刑场同时执行“灭门处决”，他们是父亲陈小毛、母亲张金庭及其子陈磊一家两代3口。时间是1951年4月30日。
学者认为，审视从“大镇反”到“文革”时期的这种“灭门处决”，中共的意图就是给全社会和民众造成震摄及恐惧感。它传递的信息就是：只要你敢反对（不管是行动反动，还是仅仅是语言或文字反对），我就杀你全家！
（记者文瑞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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