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9日讯】土地改革，即土改，既是中共革命的口号和纲领之一，也实际贯穿中共革命的全过程。
从1927年到1937年，中共在南方多省割据的实际控制区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中共教材直接就把那段时期叫做土地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一政策有所调整，抗战结束后，中共立即在实际统治区恢复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共建政后，将原来在统治区的土地改革扩大到了全国范围。
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在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会上讨论。当时没有人大，政协就是立法机构，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讨论时很多民主人士提出“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中共仍然决定要让农民和地主面对面斗争而后得到土地。尽管毛泽东本人在这中间起来重要作用，但这是中共整个领导集团的决定。“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序言）。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报告中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
土改过程中广泛发生了吊打等酷刑现象，但那不是并非农民的自发行为，而是土改工作组执行的政策和鼓励的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早期土改比较温和，毛泽东极为不满，批评后更换广东省领导，此后广东大开杀戒，每个乡都定出杀地主的指标，“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土改中划分成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标准，实际运作中是按照人口比例划分的，毛泽东定下的斗争目标是人口的百分之十。当时中国农村人口约4.6亿，实际划为地主和富农（包括家人）达4千3百万，接近百分之十。土改死亡人数，毛泽东本人估计达2-3百万。官方另有一组数据可为佐证，地主户数从土改前占农村总户数的3.79%降到了土改后的2.4%，同一时期的地主人口则从4.75%降到了2.6%。（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即使考虑到土改前后统计数字来源不同的误差，这个减少也是相当惊人的。
中国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共用这种血腥土改的方式劫持农民，让他们在杀地主手上沾血后没有退路而死心塌地的追随中共。这个观点当然可以解释所谓土地革命时期的割据区和内战期间中共控制的“解放区”的土改，但无法解释中共建政后在没有实际敌人威胁的情况下的土改为什么也要大规模杀人。
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东亚实行土改的并非中共一家。同时期日本和台湾也实行的土改，完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在尊重地主产权的前提下用赎买的方式实现的。那两地的土改固然又争议，但至少证明了不用大规模杀人也能完成土改。究竟为什么中共不要和平而一定要血腥土改呢？
中共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是解决产权问题，也不是消除社会不公，而是彻底摧毁现存社会结构，重新塑造新的社会结构、阶层和所谓的新人，并且要用暴力手段达到目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肉体消灭阶级敌人是革命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在那种理论武装下，所有奉行马列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都有大屠杀，几乎没有例外。苏共早期有契卡的大开杀戒，后来有斯大林时期的大饥荒和大清洗；中共有土改和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杀人和大饥荒；柬埔寨红色高棉更是杀光知识分子，而初中生就算知识分子，不需要任何其它理由就可以屠杀了。
所以，土改要杀人，是因为分土地并不是主要目的，甚至不是目的，因为中共立刻就利用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消灭（包括肉体消灭）地主阶级则是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
美其名曰的土地改革，唯一没有完成的恰恰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口号“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还在土改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中共已经开始策划收回分给农民土地的集体化运动了。由于土改的暴力、血腥把大多数农民绑上了中共的战车，农民已经丧失了抵抗集体化的意愿和能力了。可以说，土改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共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消灭了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彻底失去了土地。
既然土改没有完成土地改革，那土改完成了什么呢？
首先，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除了上面提到的多达数百万的地主被直接杀戮，幸存的无一例外都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为中共此后几十年专政对象“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首，并累及后代子孙。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和湖南道县的大规模杀人，主要受害者仍然是土改幸存的地主及其家人。
土改消灭了人们对勤劳致富者的尊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都是农村里能干的人，是一般人的榜样。既然勤劳致富的结果是成为贱民被杀被管被关，巧取豪夺和不劳而获就不仅仅是官方推崇的价值体系而更成为人们的生存手段了。今天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其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运动。
土改彻底摧毁了中国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政权管辖只到县。九品芝麻官就是县官。县以下是乡绅自治。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即使在王朝末年战乱纷争不断，甚至人口锐减以后，新王朝一旦建立，统治者只要减轻徭役赋税即可，农村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恢复的能力，依靠的就是乡绅自治。而中国的乡绅，主要是受过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办事公道和德高望重的土地拥有者，也就是土改打击和消灭的对象。
地主阶级被消灭以后，中国乡村自治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中共的统治一头扎到最底层。中共基层组织的建立，使得中共具备了历史上所有统治者都没有拥有过的社会动员能力，而农民则完全丧失了自组织和自救的能力。一旦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或重大天灾人祸，尤其是当危机灾害是由统治者造成的时候，农民就成了待宰的羔羊毫无还手和抵抗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能够发动起大跃进运动，而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上千万农民饿死也不反抗甚至都无法逃亡的原因。
土改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基层组织和结构的流氓化黑社会化。中国的农民并非阶级斗争的天然支持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并不喜欢使用暴力斗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土改斗争会一开始往往开不起来。工作组最开始动员的是农村的二流子，平时游手好闲不干农活，家境赤贫，恰如其分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虽然人数极少，但破坏力极大，加上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一旦动手开打，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不敢也无法阻止的，最终将更多的人裹挟进去。这些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痞子”，他们是中共革命的生力军，土改运动的骨干，进而成为中共统治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主要成分。
今天，人们抱怨中共农村基层组织普遍黑社会化。当土改消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取而代之以共产党文化和痞子相结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欧洲日本也有农村衰落的现象，那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而中国农村的衰落，则是中共统治刻意制造出来的。
中共内部并非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的瞭望智库摘编了一篇《中华读书报》的文章，题目是，“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那篇文章，看到了乡村衰落的症状，找到了乡绅消失这个病因，然而却忽略了病根，这个病根就是：是中共通过土改摧毁了乡绅。最后还开错了药方：文章建议让走出农村的精英回乡养老，重振乡村，尤其是希望离退休在城市享受国家医疗保健福利的官员叶落归根。
中国的科举制度，就选拔官员而言，是当时同时期各国社会结构中最合理的。即使不考虑科举使统治者集中了全社会精英参与治理国家，而仅从承传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来看，它保证了社会阶层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良性循环。以前王朝的官员是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承传者，主要来自农村，他们考科举的时候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告老还乡后带回的是修身齐家的理念。而今天，中共官员是破坏传统文化的操刀者，满脑子的党文化，怎么可能恢复乡绅统治？不要说没有这个愿望，就是有愿望也没有这个文化。
中国农村的基础是土地和以乡绅自治为形式的传统文化。土改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失去了乡绅，农村失去了灵魂。自此，农村不再被人眷恋，衰落确实不可避免。连当今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根子也都可以追寻到土改。
我们无法预测中国乡村的走向，未来的理想结构也未必是回到乡绅统治，但健康又有生命力的中国社会一定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人类普世价值基础上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