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6日讯】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硷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俩，留下一点杂粮，俩人彼此推让，谁也不舍得吃。俩人当时都已经各有了四个孩子。弟弟说，我们俩，必须要活一个出来，谁能活下来就把另一个的孩子养大，要是两个都去掉这个家就完了。家人说，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俩抱头一场痛哭。
到后期劳动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时，陈宗海觉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没了”。 “真的到了那种无欲望状态，麻木。看见死人一点都不害怕，也许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里有这个准备的。我知道了人临死前，就是这个无欲望状态。”他问劳教干部：劳动教养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干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认为改造好了你就走。陈宗海说，这不是胡扯蛋么。
在生死面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和凤鸣至今后悔在给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写到：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 “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 噩梦结束
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
此时夹边沟农场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们送到明水滩，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后来送回兰州，由甘肃省劳改总局处理。有个金塔县县长张云贤本来要调到夹边沟任农场党委书记，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份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除去老弱病残者外，夹边沟农场能够走动的将近2000余人全部转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大河农场。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入冬，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实际口粮已降到12斤。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幸存者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都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 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 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首的检查团来夹边沟调查情况。 11月中旬，农场执行中央工作检查团的指示，开始将明水滩山沟里的气息奄奄的重病号接到高台县硷泉子高台农场办公室和学校腾出的房屋中进行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遣返劳教人员。
周惠南兄弟俩坐着火车回兰州，他亲眼看见一个“右派”在车上去世被扔下火车。回到家后，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夹边沟噩梦终于结束了。
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伟光正”永远是“伟光正”
周惠南说，告别之时，较相熟的“右派”们曾约定日后联系，并留下彼此地址。 50年过去，“却基本上谁也没联系谁。”从夹边沟走出的“右派”际遇各有不同。几十年后，夹边沟“右派”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少有往来。他们不愿触及痛苦岁月留下的伤疤，那一张张面孔也任随时间冲刷，慢慢沉没在记忆深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中“伟光正”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
1978年9月17日，“伟光正”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访的“右派”们均感激邓小平，尽管对于“反右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于扩大化”的“伟光正”说法，有些人还不能接受。那个时候没人会想到1989年的六四枪杀学生，更没有人会想到1999年“7·20”镇压佛法修炼者，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至今没有停止。
夹边沟的喧闹在1961年“右派”们撤出之后归于死寂。上世纪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陆续从定西迁来40余户农民。从此他们成为林场的常住居民。他们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为生。辣椒成片铺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红色在视野里慢慢膨胀得快要流动起来。
移民们已习惯陌生的人们来此祭奠，他们知道夹边沟曾经死过很多人，虽然并不了解详情。 “据说夹边沟在中央都挂了号，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
凭靠附近一个小型水库的灌溉，这里的庄稼可以确保旱涝保收。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夹边沟，这是他们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共给其他同胞制造的苦难、杀戮和骨肉分离与自己有直接关系。事实证明，昨天中共迫害别人，你若站出来制止，今天就不会迫害到自己头上，明天更不会迫害到子孙头上。但是，历史走到今天，几乎没有人不遭殃的。
◎ 和凤鸣：拒绝遗忘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怎么会出来这么多“右派分子”？是应党的强烈要求（毛泽东后来称为“引蛇出洞”“阳谋”），而天真的真心为党好的、给党提意见的知识份子。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虽然时间悄然流逝，但历史拒绝遗忘，时时翻出的记忆固执的镌刻着中共的罪恶。
◎ 因言获罪
按照窃国的中共的标准，和凤鸣的家庭出身不好， 1949年前国民政府当政时期，她父亲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工作，中共非法当政之后，因此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和凤鸣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中学时的和凤鸣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健笔用来写情书可以，用来为共产党抨击国民政府可以，但决不容忍对“伟光正”有意见。正因为此，毛泽东要“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当王景超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的诱饵时，写出了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被结结实实的扣上了“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反右运动”整的都是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精英，中共不需要精英，只需要奴才;不需要国家富强兴盛，只担心非法政权旁落。对知识份子精英疯狂打击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这对恩爱夫妻没想到此时此地一别竟是生离后的死别。
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
和凤鸣在“值得全国的‘右派’份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王景超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硷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硷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 “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种状态是被中共成功洗脑的结果。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 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 天人永隔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 “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毕竟和凤鸣自己还戴着“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和凤鸣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用笔与心灵进行对话。（未完待续）
──转自《人民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