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特首（2005—2012）曾荫权被控在任期内涉嫌接受利益及行为失当案件宣告裁决，9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28天的审讯后，裁定三项罪名中的第二项控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罪名成立，此罪名最高刑期为7年；第三项控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罪名不成立，但第一项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的控罪上没有达成裁决。
曾荫权被裁定罪名成立的第二项控罪，指的是他在2010年11月2日至2012年1月20日担任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主席期间，在行政会议举行会议商讨及批准雄涛广播有限公司（后改名为香港DBC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码广播”）提交的多项申请期间，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或披露他曾与该公司的大股东黄楚标商议租赁一个位于深圳东海花园的三层复式住宅物业的往来。
去年10月11日，有习阵营背景的财新网发表《香港前特首涉贪案被加控罪名》（以下简称《香港前特首》），披露了不少内幕。
黄楚标是原籍潮汕的香港隐形富豪，全国政协委员，被香港媒体界称之为“深圳李嘉诚”、“深圳王”，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深圳中心区圈了大量优质地块的土地储备，主要集中在香蜜湖、农科院片区。作为“数码广播”的大股东，在2010年申请和批准DBC数码广播时，黄楚标曾与曾荫权讨论东海花园一住宅单位的租约问题并接受了曾荫权支付的80万元相关款项。
而这个黄楚标与中联办的关系显然也不简单。2012年，黄楚标亲口承认，中联办下令电台不可闹中港政府。2013年，在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授意下，黄楚标收购DBC所有股份。2015年因效益问题，大幅裁员、停办，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缺乏了中共的资金支持。
至于黄楚标所在的东海集团另一个引人关注的业务是其旗下民营航空公司“东海航空”。东海集团对航空业的布局实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一家以深圳注册的捷晖货运航空公司计划购入三架波音737F型货机，期望在2004年下半年开办珠三角至内地二线城市货运航班服务。捷晖货运航空公司正是东海航空公司前身。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公务机市场开始爆发式增长。2010年，东海公务机公司正式运营，成为深圳首家自有公务机的公务机公司。
无疑，《香港前特首》一文点出的这两个人物曾荫权和黄楚标都与张德江有关联。2002到2007年，张德江曾在广东任省委书记，曾荫权则是在2005年至2012年任香港特首，与张德江交集不少。如2005年至2007年，曾荫权多次率团访问广州，期间与张德江、黄华华等会面，商讨加强广东与香港的合作。曾荫权还曾感谢张德江多年来对香港的支持。
2007年11月24日曾荫权再次访粤，与张德江会面时，曾荫权说：“我听到十七大以后可能会有人事调动，所以希望在人事调动之前，先来广东，拜候我们香港佩服的张书记。”谄媚之情溢于言表。其后任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亦与曾荫权保持着某种关系。
此外，据悉黄楚标与梁振英也有生意往来，而中联办和梁振英正是江派和张德江乱港的马前卒。
曾荫权被陪审团定罪，不仅对其自身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张德江无疑是个打击，尤其是对其在广东、香港培植的势力是个打击，也令在香港秉承江派和张德江旨意“上窜下跳”搅局的现任特首梁振英心中打鼓。要知道，梁振英也有类似曾荫权的行为。
2014年，香港发生占中运动时，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曾曝光了梁振英的一则丑闻，称梁振英2011年竞选香港特首后，收受澳洲公司UGL五千万港元的“秘密费用”，作为支持其亚洲业务发展的报酬。在丑闻曝光后，有香港立法委员就表示，梁振英涉嫌严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等多项法例和行政规定，将启动对其的调查和弹劾，并要求其下台。
其后，香港廉署向特首办及行政会议索取相关材料，但一年多未果，香港廉政公署高官或被离职或辞职，这显然极不寻常。其背后或许是梁振英担心真相的曝光而有意压制。因为一旦廉政公署掌握相关材料，就可以像曾荫权案一样正式起诉梁振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如今曾荫权被定罪，梁振英离卸任的日期也进入倒计时，谁也不能保证新当选的香港特首不将梁振英收受贿赂的相关材料交给廉署，谁也不能保证梁振英不步曾荫权的后尘。这也就难怪港媒近日曝出，现在张德江就开始运作让梁振英3月两会期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前所未有的任职，应该是张德江的一厢情愿，梁振英乃至张德江的下场终究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