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来自中国大陆某留学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至2016年，有意向出国读本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中国学生占比增加了13%，增至36%；其中，赴加拿大留学的学生中有超过30%的人申请入读中小学。此外，湖南一地还有几家大型留学机构也有数据表明，近五年，湖南低龄化留学趋势明显，赴海外读高中和本科的学子，其涨幅超过读研的学子；在苏州，当地各大留学机构每年成功申请的低龄留学生人数以50%的速度递增。
凭借着上述这些统计数据，一家留学机构的负责人甚至直言不讳的说道，“留学已成为中国大众化的教育选择，并不断向工薪家庭延伸，低龄化趋势更是不可阻挡”；“除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外，中国二、三线城市渐成留学市场重点，留学选择也开始向四线城市渗透下沉”。
听着业内人士的总结、分析，我们的脑海里或许会立即浮现出“千军万马”的中国学生远远看到高考这座独木桥时，便开始纷纷掉头，转而踏上那条通往海外的留学之路的景象。然而这一景象不免让人神伤，也让人疑惑，若说留学是少量的有钱人才敢投入的高端教育，那么如今出现的“低龄化”、“火热”的特点以及“工薪家庭”开始踊跃参与的趋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谈到原因时，媒体给出的观点是“国际教育可提升求职竞争力”，然而这样的想法却与现实中不少“海龟（海归）”由于找不到预期的理想工作而在家滞留成“海带”的情况有着较大的出入。显然，留学低龄化的趋势以及工薪家庭开始送孩子出国的选择并不完全归因于他们对好工作的期待。从“低龄留学主要去往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韩国和加拿大等教育强国”的描述中，我们大抵就能想到，为孩子选择留学之路的家长们所看重的，并不一定只是就业这一显而易见的结果如何，而是对比西方，中共治下的教育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对孩子身心与成长的戕害。
一位从事8年留学工作的某机构职员表示，低龄留学趋势增强的原因在于，国外教育和考试制度相对宽松，考核指标相对多元，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这种毫不隐讳的说明似乎一语道出中共治下，整个基础教育阶段都只是在为高考服务、即便培养出了“高分”、也不过是“低能”的现状。同时也表明，最让中国的家长们无法容忍的是，孩子们寒窗苦读了多年，却被硬生生的教成了应试机器。学习压力大、负担重不说，连带着家长也饱受折磨。
除了这种“唯分数论”的教育模式弊端重重之外，给孩子们所用的教材、课本也问题频出。错误连篇也就罢了，内容洗脑也暂且忍着，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居然还能出现涉黄、涉毒的网站链接。对孩子的父母来说，这样的错漏显然是在挑战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说，教不好孩子是能力有问题，那么把孩子往坏了教，则足以反映出教育部门以及教育者的道德问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让孩子赴西方“教育强国”留学便成了惟一、必然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迫切的想送孩子出国的家庭来说，客观上存在的最大困难其实还在于经济压力。然而，中国的父母们在长期对孩子教育进行无底洞的投入之后，却猛然间发现，将“择校费”、“跨区费”、“借读费”等各类潜在的杂费以及课外给孩子报班的费用加在一起的巨额账单，似乎完全够支付孩子赴海外留学的费用了。这其中还不包括过年、过节给老师的礼品、礼金等。
几年前已有海外媒体披露，在中国，腐败已从幼儿园开始，侵蚀中国教育的整个环节。以清华大学附属幼儿园为例，它原本只对清华教职工的孩子开放，但仍有工作人员称，花大约15万人民币，就可以让一位清华教授来“支持”一名申请者。此外，有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孩子母亲表示，为了让女儿入读北京的一所小学，她被迫给一个银行账户存了2.8万人民币。有陆媒公开报导，“要想入读北京人大附中，现行的贿赂费用从8万到13万美元不等”；“同十年前相比，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的礼物的价值已经涨了50倍”。
一旦这笔账算下来，中国的家长们开始萌生起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念头，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从巨额的花费始于幼儿园，并集中在初、高中阶段的特点来看，早点儿送孩子出国似乎显得更划算。因此，尽管多年前就有专家指出，“低龄留学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比如孩子在生活上的自理能力以及在学习上的自律能力都略显不够；然而，这样的顾虑却始终没能挡住越来越多的家长坚持将孩子送出国的强烈意愿以及“趁热打铁”的行动力。
如今看到这样的父母持续增多，不知中共的教育部门是否会有所反思？只是当反思之后发现所有的问题直指“急功近利”、“教育腐败”时，众多的官员以及教育者们又是否能从此放下这颗逐利的私心呢？回头想想，那些铁了心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父母们，或许早就用行动给出了回答吧！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