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中共封锁大饥荒消息剥夺农民求生权
十五、中共当局禁止开仓放粮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河南省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出现大面积饥荒。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调查发现，不仅是信阳，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但在这期间，全国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最多就是1959年11月初粮食达到887.03亿斤，最少也是319.1亿斤，这是1960年5月份。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严重的时候，粮食库存是403.5亿斤。它这是贸易粮，贸易粮变成原粮乘以1.5和1.2，就是原粮487亿斤。如果拿一半出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1960年6月3日这一天是最青黄不接，饿死人的时候，1962年8月25日中共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其中，北京有2.3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湖北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各省都有。而信阳所在的河南省，当时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库存；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的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粮食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0多斤的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上面的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非常着急，但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你急也没办法。树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饿死人，哪个社都有饿死人的。那不光是门口有人饿死，没粮食吃就全身浮肿，走着走着一栽就死了。”
1960年1月份，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当局不但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
中共中央粮食部在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19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预计19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十六、中共武装暴力镇压饥民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2011年于中共党媒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文章承认，“大跃进”以后，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采取了严密而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文章以安徽省为例，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安徽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110,164人，其中判处死刑的32,876人，死缓2,328人，有期徒刑49,332人。当时安徽只有2700万人，逮捕、处死这么多人，引起的震慑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用“镇反”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共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安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由于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量减少，吃不饱饭，为了生存，不得不偷盗、哄抢，那种“农民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的说法，完全是神话。1957年4月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公安部《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的情况报告》说：“本年1、2两个月，我省无为、肥西、宿县、蒙城、枞阳等县，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89起，哄抢粮食事件271起，参与群众4.5万人，抢去粮食599,654斤，柴草39.2万斤，被打干部169人。”
据统计，从1955年至1961年5年多时间，发生20人以上大的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就1,300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其中有30多人为此被判处死刑，而且都是普通农民。
尹曙生在文章中分析，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安徽省没有发生一起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这就充分证明，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众饿得没有办法，才会哄抢粮食。
因抢粮而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安徽发生暴乱16起，有3,000多农民参加，公开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以县、乡政府为主要攻击对像。暴乱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参与者400多人，99%是农民。暴乱者提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两县公安干警和省公安厅派去的武装民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其余的人逃跑外地。
文章还记载，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地干部衣食无忧却大肆搜刮农民活命口粮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暴动准备在1961年新年期间发动，后被中共两个连的部队剿灭。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被校长陆平开除。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记录，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
学者宋永毅编撰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根据中共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因饥饿要饭吃而发生的所谓“叛乱”，遭到中共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