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起邓小平，国人了解最多的无非是：刘邓大军、三起三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六四屠杀。而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做了些什么？在中共官方的历史里基本上是空白。就是在网络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上也几乎搜不到更多的相关资料。似乎，官方不愿意谈论这一时期的邓小平。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刻意掩盖、隐瞒这段历史呢？是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从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答案，试图告诉人们那段真实的历史、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书记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副元帅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元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但是你也是我的总书记。”[1]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主导改组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改选总书记一人。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党、政、军、经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书记处总书记组成政治局常委。此时的书记处权力极大，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都要接受书记处的领导。毛泽东在1958年6月作过这样的批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在毛泽东的着力安排下，邓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直至1966年书记处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邓小平担任总书记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人员中，邓小平既是常委，又是书记处总书记，既参与最高决策又负责具体执行，在政治局常委会享有主席级同等地位。邓通过中央书记处直接参与中央对直属各部委、政府、军队以及地方党委的领导，位高权重。事实上，中共“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在邓的实际领导之下。[2]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邓小平委以如此重任呢？这还要从高岗事件说起。
告密高岗，借机上位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上调各大区书记到中央工作，强化中央权力，削弱各中央局和大区政府职权。进京的五大区书记分别是：东北区高岗、中南区邓子恢、西南区邓小平、华东区饶漱石、西北区习仲勋。五人中，高岗职位最高，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邓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当时，一向听命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和毛产生了严重分歧，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毛泽东私下多次跟高岗谈到这些问题，认为刘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个人历史问题在中共的内斗史上历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日后毛把刘打成“叛徒、工贼”的依据。高岗对此心领神会，认为毛要打倒刘，便开始四处活动。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开会，商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由谁主持工作的问题。散会后，高岗跟邓小平说：“少奇政治上不稳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邓小平反驳道：“少奇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拉拢我。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根深叶茂，势力雄厚。高岗错估了形势，低估了刘的影响力。毛泽东想利用高岗给刘少奇“换换位子”的企图没有得逞，高岗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以自杀告终。
毛泽东看重的高岗倒台后，毛失去了一个可以制衡、替代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毛的眼光转向了邓小平。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中，邓小平负责调查饶漱石。1954年4月，邓接管饶漱石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55年3月，邓在党内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笔者注：文革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唯有“高饶事件”，虽然抹去了“集团”、“联盟”字样，但“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这和邓不无关系。）
“毛派头子”，毛泽东的“自己人”
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信任、器重的人。早在1931年，邓小平在瑞金、会昌等地担任领导时，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是毛的拥趸者之一，因此成为共产国际派排挤、打击毛时的“标竿”，被称为“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毛派头子”，受到严厉批斗与处分。自此，毛将邓视为“自己人”。
中共官场历来讲“站队”，不然，能力再强也枉然，邓小平站对了队。随着毛泽东重新夺回权力，邓小平开始逐渐复出。至1943年，邓已是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此后更是一路高升。
就是在文革邓小平被打倒时，1967年 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3]可见毛对邓的看重。
四处宣讲，积极准备整风
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在具体执行中央的决定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大跃进运动中，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身份，积极贯彻、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6月，波兰爆发大规模罢工、游行的波兹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发民众抗议政府导致苏联入侵镇压的匈牙利事件。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整风”和“反右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
会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常委分头到外地，积极宣讲毛的讲话。
4月25日，邓小平“审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批示杨尚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自此开始。
4月30日，中共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整风运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44人。会上，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5]
5月14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6]
此后，5月8日至6月3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三十多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大专院校座谈会，征求对中共整风的意见。这些发言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仿效，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指挥舆论造势，鼎力助毛“引蛇出洞”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走向反面（未定稿)》（后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12日印发党内。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7]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声称：“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这两篇都是内部文件，当时并未公开。根据这两份内部文件，邓小平于5月18日审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同时，邓小平也开始为开展“反右”斗争积极进行准备。
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党委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8]
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报导问题，指出：“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现在分门别类作准备，累计素材，有的写长文，有的写短文。”并作了具体安排，拟定一批题目和作者，确定审稿人和交稿日期。25日上午，主持书记处召集的各大报纸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写文章回答党外人士的批评问题。”[9]
5月2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鸣放情况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报告。
从邓小平年谱语焉不详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邓多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部署整风反右工作；听取各部门、各地关于整风鸣放的汇报；出席中央、地方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阐述整风运动的目的、方针、策略；传达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
邓小平将毛泽东“反右运动”的“旨意”戮力落到实处。
充当反右急先锋，将反右之火烧向全国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右运动”。
这份党内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10]
6月9日，邓小平早就布置好的文章开始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
从6月5日开始，邓小平穿梭于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广东等地，听取东北、西北、西南、华东等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整风、大鸣大放情况的汇报，作报告、检查、指导反右工作，再回北京将之上报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指导中共中央各部门进行“整风”、“反右”运动。7月上、中旬，邓小平找中高级干部开会和讲话，指挥运动前进，继续鼓励“鸣放”，不厌其烦地强调“放长线钓大鱼”、“大鱼在后面才能出来”，让“牛鬼蛇神都现出来”，并指示要再深挖、要加大对右派的舆论轰炸，真正的“大鱼”还未出来，“反右”斗争必须继续深入。
在7月8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电话会议和7月12日晚的统战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整风“反右”报告，说：“对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温情主义”，“狠就是用充分论点和事实根据驳得他体无完肤，这才是狠”，“打他两下子不是狠，是粗暴”。在思想上对右派要做无一疏漏的地毯式驳斥，使之思想彻底“破产”。[11]
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狠”，各地才有了中央这把“尚方宝剑”挥向“右派”，把“右派”斗得更加“体无完肤”。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说：“从今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8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在毛泽东谋划指挥，邓小平执行操作下，反右运动这把火从中共党外烧到党内，从大专院校烧到民主党派，烧向全国。
主持制定《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手握生杀大权
反右一开始，中共对于如何划分右派没有正式文件。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文中提出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但没有划分右派的具体界线和标准，各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定。但在那个宁左勿右、紧跟形势的年代，说句提意见的话甚至领导不中听的话都会被打成右派，可以想见，右派范围、人数的扩大和急剧增加就在情理之中了。
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问题的通知》。通知把右派人数扩大一倍，全国的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右派骨干总数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8月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据此指示，邓小平领导的反右斗争领导机构，把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国民党军官、国民政府官员家庭成员统统戴上右派帽子。他们中有的连一句反党的话都没说过，也硬给戴上帽子凑比例；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被划成右派的人遭受批斗打骂，受尽屈辱，他们的家人也都成了贱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0月15日，中共正式发出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此时距“反右”开始已超过四个月。薄一波晚年所谓，划分右派的标准下达晚了，是“反右”严重扩大化的主要教训之一，只不过是在为邓找理由开脱而已。因为这个标准下发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仍然持续攀升，除了与毛泽东指示将运动扩大范围有关外，更是因为邓小平对毛泽东指示的积极执行和对运动的大力引导。
作为中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握划定右派的“生杀大权”。 7月，邓小平指示相关各部门提出处理右派的方案。在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邓指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可见，邓对于右派实是以中共的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正是这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决定，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了悲惨的人间地狱，更是在大饥荒到来时无人顾及而自生自灭。和前苏联古拉格一脉相承的劳教制度，也为中共以后随意抓捕、关押、奴役、迫害民众打开了地狱之门。
12月3日至6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关于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也同样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制定。
结语
反右运动，是中共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毛泽东为了巩固中共政权，消灭臆想中潜在的“阶级敌人”，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构陷迫害众多无辜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作为毛的副帅、反右总指挥的邓小平在运动中戮力执行毛的意图和指示，积极领导、大力推动运动发展，将毛泽东的臆想变成血淋淋的现实。
55万多知识分子因此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批斗、凌辱、劳改、坐牢、刑讯逼供、强迫认罪、自污互污、超负荷劳役、累死、饿死、酷刑毒打致死、被逼自杀、枪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滴滴血泪，罄竹难书！这些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贱民”，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难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惨命运。55万多右派，除了几个毛泽东留作反面教材的大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时仅有10万余人。
根据中共的官方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而非平反）552877人，整错率达99.98%。就是这样的错误率，邓小平还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因而留下96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以维护他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光辉”形象。#
注释：
[1]李锐，《李锐文集》，卷三，《“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465-466页。
[2]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17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58-1359页。
[5]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63页。
[7]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24-42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65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65、1366、1368页。
[10]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32-433页
[11]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