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29日讯】近期，北京当局下令打击黑恶势力，除将“打黑除恶”的说法改为“扫黑除恶”外，并要从基层打击恶势力，一些被中纪委点名的“村霸”引外界关注。在中纪委官网上，公布了一些典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村霸”案例。
一、“谁敢告我，就让谁死”的村支书。
黄加昆，是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塘二村党支部原书记。他有一句口头禅：“谁敢告我，就让谁死”。在塘二村流传着一句话：“一双拳头，一帮兄弟，十里八村，昆娘（当地习俗，家事由娘说了算，故当地群众给黄加昆起绰号为‘昆娘’）最大。”不仅仅在塘二村，周边的塘一、塘三、塘四几个村，这句话都颇为“流行”。在当地民众看来，黄加昆已经不仅仅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而是说一不二的“一霸手”，更是他们要“孝敬服从”的“老娘”。
2016年12月，黄加昆被开除中共党籍，并因诈骗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黄加昆被查处的当晚，当地村民还放起了鞭炮，拍手庆祝。
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村主任。
身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高枧乡张林村原村委会主任的张文辉，也有一句口头禅：“我的地盘我做主”。
张文辉曾多次口出狂言：“我的地盘必须我来做主！不交给我做，你们这个工程三、五年开不了工，其他人休想进场！”“我告诉你！我们村有3,000多村民，随便叫五百、一千的村民来，我看你这个工程还能不能做下去！”“工地在我们张林村，工程只能由我们来做，其他任何人不准也不可能来做！”可见张文辉强揽工程、强拿硬要、强行阻工，妄图攫取巨额利益。2016年10月19日，张文辉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专家指出，“村霸”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有三点：保护伞、选举漏洞和农村安全真空。
中国社科院201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大陆45%以上的农村的村委会，是由黑恶势力组成的。2016年11月，陕西、山西、广西、湖南、辽宁等地先后发生5起村民刺杀村官案件，引发舆论关注。
分析认为，这些案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农村基层的黑社会化，即村官利用手中职权，私分国家补贴，侵占民众利益，迫使民众用“以暴制暴”的极端形式反抗。
北京当局下发“扫黑除恶”的通知后，外界注意到，中共已将开展十多年的“打黑除恶行动”改为“扫黑除恶”。中共党媒对此表示，一字之差源于涉黑问题出现“新动向”。分析认为，这是为避讳薄熙来当年的“唱红打黑”。
据报导，2009年，薄熙来在重庆发起唱红打黑运动，目的是通过这场运动来宣示自己的政绩，作为在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权力核心的入场券。结果薄熙来打黑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很多人家破人亡，导致上百个民营企业破产，薄熙来则把上千亿的民营企业家的资金占为己有。
时政评论人士夏小强认为，习近平这次的打黑则不同，主要目的是清洗政法系统的江派残余势力，其结果可能有大量的政法系统官员落马，江派势力将会遭到进一步削弱。
中共党媒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日前发文，表明北京当局的“扫黑”与薄王“打黑”有所不同。文章称，薄王打黑“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像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而这一次北京发起的“扫黑除恶”要求的是“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把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有着“习派”政治背景的公众号“学习小组”也发文称，“村霸”是横行中国乡里，欺压百姓，侵蚀中国基层政权的恶势力，而打击这些恶势力是这次的“扫黑”运动的一个重点内容。
夏小强分析认为，北京当局的“扫黑除恶”是在中共的体制下进行，使用的是中共掌控下的国家全部机器，采用中共特有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和手段进行。
他表示，中共体制的土壤，是中国黑社会猖獗的根源，在中共制下的扫黑，就有了讽刺意味。
（记者欧阳静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