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商务部制裁之剑刺中要害的中兴通讯，如今已摇摇欲坠。但必须看到，中兴的存亡并非单纯一家企业的去留，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与其命运紧密捆绑的中共之手。由此，日后结局依然存在微妙的变数。
中兴通讯既非单纯的国企，也不是单纯的民企，而是一家位于深圳的“国有民营”企业，虽然公司人、财、物的经营权全部归侯为贵等经营者，但国有股“叠加”之后仍处于相对控股的地位。
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认罚8.92亿美元（约56亿人民币），另有3亿美元罚金暂缓。但2018年1月31日，中兴通讯即宣布以发展5G为由定向增发130亿人民币，4月10日获证监会通过。如果定增成功，不但马上就能填上近9亿美元的窟窿，而且现金流还会大大盈余。
根据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薛云奎的研究，中兴通讯主营业务在过去10年对公司税前利润仅有负的贡献。公司利润的全部均源自于退税、政府补贴和投资减持收益。
上述两样东西足以说明，中兴之所以蠢得“肆无忌惮”，完全是因为其背后有权力之手撑腰。
一方面，对中兴这样一只已经做大了的、名声在外的“高科技金母鸡”，自然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名片”。
另一方面，在中国，其实并无真正独立于中共体系之外的企业。
1998年，中共全面推出“国退民进”政策，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由民企进入。不同于由中国电信、中移动、中联通等央企高度垄断的电信运营，通讯设备属于竞争性领域。中兴通讯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在深圳上市，此后逐步做大。
然而，经济上的“国退民进”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党退民进”。2016年底，管理央企的国资委从“单头”变成“双头架构”（主任和书记由两人分任），加上当局要在外企遍插“党支部”的红旗，中共对央企的钳制明显加强。
本质上，不论处于两极的国企和民企，还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兴通讯，其实都在中共的严密掌控之下。中兴内部也有一名党委书记，但此人并不由董事长或总裁兼任，甚至不是核心管理层的人（目前的中兴通讯党委书记由高级副总裁樊庆峰兼任，这种“党”低调存在的状态，显然更利于中兴执行隐秘的“国家任务”）。因为“党”的无处不在，中兴这样一个超过８万人的大型企业，其企业文化也无处不被打上中共的烙印。
中兴与伊朗做美国不允许的敏感买卖，在被美方抓到把柄后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但同时买卖照做不误。这个与中共被揭露活摘器官的惊天恶行后，仅仅把苏家屯集中营秘密转移，但是器官贩卖依然照旧，其行事作风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中兴的蠢其实只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共之蠢。但是中兴的管理层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共虽蠢虽暴虐，因却掌控着一切国家资源，并不容易一炮就被轰倒，而中兴人数再多，也不过是弱人单枪，随时可能会因为中共变卦而被拉去作替罪羊。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