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士方:中兴蠢得“肆无忌惮” 乃有深层根源

被美国商务部制裁之剑刺中要害的中兴通讯,如今已摇摇欲坠。但必须看到,中兴的存亡并非单纯一家企业的去留,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与其命运紧密捆绑的中共之手。由此,日后结局依然存在微妙的变数。

中兴通讯既非单纯的国企,也不是单纯的民企,而是一家位于深圳的“国有民营”企业,虽然公司人、财、物的经营权全部归侯为贵等经营者,但国有股“叠加”之后仍处于相对控股的地位。

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认罚8.92亿美元(约56亿人民币),另有3亿美元罚金暂缓。但2018年1月31日,中兴通讯即宣布以发展5G为由定向增发130亿人民币,4月10日获证监会通过。如果定增成功,不但马上就能填上近9亿美元的窟窿,而且现金流还会大大盈余。

根据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薛云奎的研究,中兴通讯主营业务在过去10年对公司税前利润仅有负的贡献。公司利润的全部均源自于退税、政府补贴和投资减持收益。

上述两样东西足以说明,中兴之所以蠢得“肆无忌惮”,完全是因为其背后有权力之手撑腰。

一方面,对中兴这样一只已经做大了的、名声在外的“高科技金母鸡”,自然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名片”。

另一方面,在中国,其实并无真正独立于中共体系之外的企业。

1998年,中共全面推出“国退民进”政策,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由民企进入。不同于由中国电信、中移动、中联通等央企高度垄断的电信运营,通讯设备属于竞争性领域。中兴通讯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在深圳上市,此后逐步做大。

然而,经济上的“国退民进”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党退民进”。2016年底,管理央企的国资委从“单头”变成“双头架构”(主任和书记由两人分任),加上当局要在外企遍插“党支部”的红旗,中共对央企的钳制明显加强。

本质上,不论处于两极的国企和民企,还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兴通讯,其实都在中共的严密掌控之下。中兴内部也有一名党委书记,但此人并不由董事长或总裁兼任,甚至不是核心管理层的人(目前的中兴通讯党委书记由高级副总裁樊庆峰兼任,这种“党”低调存在的状态,显然更利于中兴执行隐秘的“国家任务”)。因为“党”的无处不在,中兴这样一个超过8万人的大型企业,其企业文化也无处不被打上中共的烙印。

中兴与伊朗做美国不允许的敏感买卖,在被美方抓到把柄后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但同时买卖照做不误。这个与中共被揭露活摘器官的惊天恶行后,仅仅把苏家屯集中营秘密转移,但是器官贩卖依然照旧,其行事作风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中兴的蠢其实只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共之蠢。但是中兴的管理层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共虽蠢虽暴虐,因却掌控著一切国家资源,并不容易一炮就被轰倒,而中兴人数再多,也不过是弱人单枪,随时可能会因为中共变卦而被拉去作替罪羊。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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